二“没有轨道的暗星”
    “不事科举”尽管是传统至近代长存的一种现象，但不得不承认，与“科名之重”相比，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与社会中只占据微小的位置。1901—1905年的废科事件虽非骤然发生，但于亲历之人造成的震荡仍然是空前而巨大的。张资平在1920年代末回忆辛亥前后的经历，他说，那时候的一班青年，有以性命为赌注，冒险革命的；也有醉心于科名，一心只为前路奔忙的，——“我想，这真是在转变期中的一个滑稽的对照。”(18)“对照”，意味着矛盾；“滑稽”，则意味着往复、交困和充裕的戏剧性。
    在晚清中国的权势转移中，习读孔孟的读书人经历过层出不穷的挑战和抉择。夏丏尊回忆废八股、以策论取士的情景：“这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大起恐慌，当时的读书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吃饭的，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闱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所茫然。”⑥当日某些报章中更慨叹学堂与科举的混杂，往往使得一般学子彷徨失措，无所适从(20)。这说明，制度的变革往往看似微末，却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道。
    首先袭来的是科举停废造成的生存危机。光绪《越乔厅全志》记载：
    科举既停，青衿失业，遣赀远出，怅怅何从，至是方悔前事之不成，不已晚耶？虽然今日之世界，学生之世界也，苟不能舆于学界者，均为废人。(21)
    “寒士求出路在科举”(22)，既有虔诚，也意味着一种无可奈何。而科举立停，寒峻人家的子弟若非无书可读，便面临着读书半途却又遽失进身之阶的尴尬。科举与学堂、中学与西学、改良与革命，这些被今人目为时代关键词的语汇，在当日却意味着成千上万读书人最真实的命运降临——“年轻一代迷恋过去的大门从此关闭”(23)。时人记载，废科举一言出，舆论蔚起，有士人浩叹：“科举废矣，吾辈何从谋生？”(24)山西举人刘大鹏在获悉废科上谕后，更有“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虚空”、“生路已绝”(25)的末世心态。近百万读书人(26)被迫卷入由庙堂与政情所卷起的漩涡中，他们的慌张和惶恐写照的是一个时代的剧变，以及世路中的不适和困窘：“若乃旧业不能守、他业不能为，遂至无业（俗谓闲居或谓之探闲事），因无业遂至倒行而逆施者，始则习为讼笔，秘密代人作状词，继则出入官署勾通书役以播弄包揽为生活计……”(27)
    以上所录是废罢科举以后有关湖南士风的调查。如调查者言，士人的种种窘态，皆“时势所然”。功名道断，断绝了进身之阶的读书人因“无业”而滋生种种“倒行”与“逆施”。他们在时代的漩涡中无以安身，无从立命。这种被裹挟而去的身影让我们看到历史在前行之余留下的深浅不一的痕迹。
    与困守相对应的，是另外一部分跻身于新世代、却明显还是脚步踉跄的一群。张资平说：
    像我这一类家计清贫的青年，想准备五年多的学费以图一个单人的功名，是万无能力的，也决不梦想那些空衔的。自己只想考得一份官费，求得一番专门知识，日后可以以之为敲门砖，在社会上谋一个单人口敢饭地。我的父亲是这样地希望我，也是这样地期待着自己。“没有饭吃，还谈得上功名么？”(28)
    舒新城也在自传中记述，那时的教育已经挂上了“学堂重要，无钱免入”的牌子，要征收一切费用。1910年暑假他和同学赴长沙“看世界”，原本想投考一所学堂，可是每学期需要缴膳宿杂费五十余元，“在富厚之家自然不成问题，可是每年百余元的用费，我家是绝不能负担的”。所以虽然已被录取，到了将要开学的时候，舒新城还是独自一人返回了家乡(29)。朝廷以“图强”为名目推进改革，后续措施却不及配套。与这一系列的“躐等”直接关联的，便是那些“家计清贫”的青年在剧烈翻覆的时代中体验的迷惘、无力。
    和张资平们一样，在江南的绍兴城中，有人正经历着同样的趔趄。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求学之路对于以年幼之身罹遭变故的周氏兄弟来说更是曲折漫长。1898年，改革科举才刚刚萌芽于舆论，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往事，提及那个时候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30)17岁的鲁迅仍然在母亲的不舍中赴南京投考免收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转入新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等待正式开学期间，他和弟弟周作人、叔祖周仲翔一同参加了会稽县的县试。鲁迅早年求学经历中的这几个细节，微妙地向我们展示了“新”与“旧”之间的此消彼长。读书人看似在个人命途中经历了一重又一重的选择，实际上，他们更像是由潮流所推，被驱赶着前行的。家计、学费、“母亲的期望”、“家族的同情”，在在构成了无形的屏障。抉择往往并非“情愿”，而只是“情理”。
    小鲁迅4岁的周作人的际遇亦大体相似。中年回忆少时科场经历，周作人说，清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进学堂也算一条可以走的“叉路”，然而：
    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连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结末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小了。(31)
    庚子年还在痴迷“芹茂”与“樨香”的周作人，越一年，即以《焚书》为题作诗批判科举的“浮词虚语”，并在日记中附记议论，称四书五经“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言辞之激烈与前日应试科场的轻松判若两人。水师学堂铺陈的“科学”、“民族”等理想主义氛围，动摇了少年周作人对功名的信念。西学与富强显现出更强的迫切性。中国的传统学问在甲午、庚子历劫之后开始被置于舆论风暴的顶端，而年轻一代读书人在浅尝求知渴望与救亡热忱的同时，却又不断遭遇到现实的摧折；科名、出身与前程，正是题中一义。鲁迅看得更加透彻，所谓“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的“折衷”，不过是要“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32)。“折衷”，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代表了一种不得已。钱理群称为“失落的痛苦”与“寻求的焦躁”(33)，说的便是此时读书人所经历的困境。
    20世纪初年，中国在新旧之间徘徊行走，学术、思想与心态均在其笼罩底下。时代的彷徨投射到个体生命之上，便是数百万如飘蓬断梗般游走于剧变世事中的读书人。科举制度虽然在时论的追剿下渐呈疲态，但科名一事，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依然是高悬于上的。在许多走进学堂、走向西学的士人身上，我们还是可以解读出不同的心境。因此，落寂、彷徨与决意转身，看似样态各异，实则都是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转型给士人带来的种种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