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科举时代的功名意识
    科举于1905年废除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后科举时代。在这个年代里，尽管新学已成漫天之势，但在时人品评中，“士”与学堂学生及留学生中间仍存在着显著的差别。1905年保和殿考试归国留学生，时论中说：
    近年科举稍轻，非进士出身者亦稍稍至大官，然京朝终藐视之，而其人亦自引以为缺憾，自以为非读书人。至留学生出，则俨然有其所读之书、所挟之学不得以非读书人相目，然而众论尤龂龂之，则科目诸公所持以骄留学生者。(57)
    京朝的藐视与其人的自轻正好构成了双重论据，习西学者固然已渐据时势之重，但由国家赋予读书人的功名及其价值在时人心目中却并未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科目诸公所持以骄留学生者”，无他，乃科名耳。1910年，《大公报》“闲评”更是直指举贡与留学生气象的不同：
    留学生考而得官也，举贡亦考而得官者也。留学生一入官场则俯首低眉，其志愈下，举贡一入官场则高视阔步，其气方张。故同一入官也，而举贡与留学生之气象不同。(58)
    这当然是一种极而言之的看法，留学生一入官场未必就“俯首低眉，其志愈下”，举贡一入官场也未必就“高视阔步，其气方张”，但这种看法还是部分地反映了当年的官场现实：传统出身的举贡比留学生更受垂青。首任学部尚书荣庆1910年9月在接见拔贡考入选的考生时，便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旧学人才的青睐，对留学生则口多微辞：“现在时事艰难，需材佐理，如吾辈者已老朽不堪世用，而留学生等又大率汉学甚浅，年轻气躁，难当重任。求其年力富而根柢深者，惟公等一辈人耳。”(59)与留学生相比，荣庆更信任的是那些“年力富而根柢深”的旧学之士。尚秉和在民国年间回忆辛亥往事，犹称誉当日的翰林革命家谭延闿。尚秉和认为，清末以科举不足得人才为由而主张立停；然而，谭翰林的“出语即与众不同”正得自于旧学，因此“真革命家乃在科举中出乎，是知人贵读书也！”(60)读书明理，读的且必须是圣贤之书。就像论者指出的，在这个出身科举的革命家身上，他看到了旧学熏陶所赋予的凛然意气。俞樾亦有科举中“人材辈出，其磊落轩天地者，皆出其中”(61)之语。这是不随时趋与潮流而改变的、深藏于中国读书人血脉中的传统。
    另据蒋梦麟记载：
    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62)
    虽然，这只是发生在蒋梦麟和陈独秀之间的一个“笑话”，但在这个笑话里最堪玩味的倒不是“八股秀才”与“策论秀才”之别，即所谓前者比后者“值钱”，而在于他们都言之津津，同样是秀才，但八股秀才与策论秀才的含金量却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沾上了“几分洋气”，不如前者那么正宗。同样的功名尚且有这样微妙的差别，科举废除之后因学堂奖励而获得的科名，那显然更加等而下之。清朝末年八股改试策论，以当时人的西学程度来讲，变革确实很仓促。这对出题者与应试者双方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躐等。因此，有关新进之士浮躁的批评看来不完全是一种守旧论调。儒学负载的悠远传统不是新的知识、学制能够瞬息替代的；而科名的象征意义也将在激烈的时变中被一再地回味与纪念。
    功名意识的强大渗透力，以至于新学与学堂的推广也需要借助它的声名。1907年，在奉化县所颁令的劝学告示中，直以“功名”的许诺作为兴学堂的诱掖：“但为你们今日计，舍了入学堂，你们这些好子弟，将来从哪里得功名？又从哪里替国家出力哪？……你们若再不从此改良，将来人家有生活，有功名，你们不入学堂的，恐悔之无及”。(63)
    同年《盛京时报》刊发了一篇地方学务公所的劝学宣讲，亦径直以“功名富贵”作为鼓舞：
    从前凡有儿子的，谁不想教他儿子长大了好念书成名呢？像如今有儿子的，要不送入学堂去念书，科场又早已没有了，从哪里能得着功名富贵呢？说不了，就得一生作下等人啦罢。我劝大家早早晓得学堂，是富强的根本，断断不是别的说道，快快送儿子入学堂念书，比那得着多少金银钱财的，还好的多咧！千万可莫错了，千万可莫错了！(64)
    科场没了，径入学堂去求取“功名”“富贵”，这大约是当日的一般心态。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兴学时论中，常常都是满篇的“朝廷”与“国家”；而这位宣讲者直陈“念书成名”的道理，或许更让读书人有会心之感。像这样在“新”与“旧”之间构成反讽的事例，寓目之后尤其让人感觉惊心。用“已被打倒”的去论说和支撑“当前正确”的，反讽的图像折射出意味深长的历史实景。这说明，科举虽已停废，旧制度下的惯习却如影随形。在批判者看来，正是这等“深印于脑蒂而不可猝拔”(65)的功名思想沉重地拖曳着中国迈入新世纪的步伐。可是作为一个隔着更远的时空距离的观察者，却往往会感到这种评判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当日的社会以及身处其间普通民众的心态。废除科举所要完成的，实际上是教育制度的变革，并不是士人对于仕途乃至朝廷的抛弃。而在1905年后的反对派看来，读书人必须要完成一次集体性的出走。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底下，追求功名被等同于丧失了作为“国民”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通过观察和解读当日的一般心态，我们会发现，“革命”意志其实并不“普通”。民众关心和热衷的，依然还在于社会自然要向前行、而个人的出身与前程总还是至关重要的。
    普通社会的功名意识还表现在对科举仪式的坚执。清末年间学生考中新学堂，是要像科举时代一样，由报子敲着响锣到各家报送报单：“往来街市中见黄纸条遍贴家门首，有所谓增附优廪者，有所谓部试已录恩赐举人或进士者，有所谓由某国某大学毕业得给某科学士或秀士者，有所谓以内阁中书、七品京官及陆军副军校、协军校等补用者，几疑文武乡会试同时复举矣。”(66)一副反讽的景象——因其“利禄之诱”、“奔竞之风”、“为国民教育之毒害”而屡遭批判的科举制度，在其废止以后，还是难逃“以文凭为升官发财执照”的命运。在1908年的广东化州，高等小学堂的学生毕业时也都好像考中秀才一样，穿袍褂，戴红缨帽，簪花挂红，游泮池，拜客，送扇，领花红。李佩卿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化州，便在祠堂门前竖起两支旗杆，演戏宴客，收礼金，像考得举人一样威风(67)。在浙江富阳县同样有“报子”报送“报单”的仪式。中式者，焚香告祖，殊荣仪式，一如旧时。因而乡间有些人家就直接称毕业生为“学堂秀才”(68)。舒新城的回忆也很有意思。1909年，学部举行小学教员检定，舒新城前往辰州县应试，并取中。教员检定合格与学堂时代的科名奖励远不是一回事，但接二连三得着“捷报高升”的报条，仍使全家人“欢喜非常”、邻人“献酒相庆”：
    母亲在此时的愉快，真不可以形容。等到我只身回家的时候，她正在厨房烧饭。听得我的声音立即把预备好的炮竹取出燃放，一面慰劳我，一面怨我不先通知等轿子接风；家人、邻人之闻我取得功名归，都来道喜。我母于欢愉的自谦中，忙着倒茶、送烟和讲述算命先生对我测算的种种故事。而厨房里的一锅饭，已在她的忙碌中变成半生不熟的焦粥——因为下米时不曾搅动，火力过大，便致下面干焦，上面成粥，中间不熟——等到客人去了，大家预备吃饭的时候，才知道又是一个吉兆，而唱着封侯（成粥的谐音）升高（烧焦的谐音）口号，再向我道喜。那时候的我，也似真的得着一个光祖耀宗的功名回来，而喜得手舞足蹈！(69)
    新教育家讥讽“仅仅高等小学毕业而亦鸣锣报喜者”至为“可笑”；然而从这些郑重举行的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民对“文凭”、“出身”的关切，尚不是利禄和登进之途可以完整涵盖的。这种隆重的仪式感所传递的还有普通中国人，对知识、天子、仕宦、名教等等的深苦用心。朝廷的“养士制度”造就了多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既有读书人学优则仕的追求、经国的抱负，也有他们因此产生的对学问、道德以及政治与社会的责任，还包括一般社会对庙堂之事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