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名之重
    在20世纪初年以新政为西学张目的年代，抱着《直省闱墨》岿然不动的守旧儒生稀松平常。1901年废八股、1905年停科举，即使在这样的当口，科名的牵绊仍然是士人生活世界里最真实、最紧迫的主题。
    《金陵卖书记》（1902年）中记录“江南考先生”不知时变、惟科名是从的状貌，绘其“脑力之锢塞”与“虚骄之气习”(34)，令人释卷难忘。而在数十年后，周作人回忆壬寅年(1902)的县考，文辞中的暮气与苍凉更是让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待别跑的快，一会儿看看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特别显得特别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色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35)
    近代以降，回忆科场的文字举目皆是，展现的大多为仕途壅塞、士子窘迫的印象。而周作人的这篇文字，余味却大不相同。作为科举制度最后岁月中的亲历者，周作人自己的科场记忆并不是那么深重的，而他笔下的那一班为赴考“不顾性命”⑥的江南考先生，则为“科名之重”的感叹加上了一笔耐人寻味的注脚，以其懵懂与异议可怪的行状刺目地写照了巨变时代中科举与功名的强大影响力。
    1903年，时人记扬州士子争赴科举的情状，如果仅是一般习读高头讲章的迂腐之士也不足为奇；关键是那些日日讲新学、言新政的所谓“志士”，以及身在学堂的新学生，同样相率成群结队入场与试。论者深喟：“读书种子科举思想深，脑筋欲求改革难矣。”(37)在1903年的山东，高等学堂应顺天乡试者居总数之大半，论者浩叹“科名之系人心如是如是！”(38)在江苏，几乎是同样的情形。1904年会试，江苏一省的应试人数便较曩昔多至数倍，最可笑者：“素主停科举、自命改革党之张云搏、陈颂平、蔡云生等亦联袂同往，意气甚豪，亦可异矣。”论者云，这些平日总劝人不必考试，撰刊著文动辄洋洋万言，颇为动听；然而返诸自身，则根本不能践履。从这样的“志士仁人”身上，望不到改革的推行、中国的前途希望。因此而感叹，中国科举思想之发达！(39)在南京城，庚子以后兴建了不少私立官立学堂，如陆师学堂、水师学堂、格致书院、高等学堂、东文学社等，然而环顾当日之科场，“师生相率而下场，官立学堂一律停课。”(40)即便如首善之地——京师大学堂，情形亦如是。据当日的大学堂学生回忆，到科举大考之日，学堂经常人去楼空。1903年癸卯乡、会试将近，学堂学生纷纷请假应考，“先期乞假者十之一二，至四月间乡试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星辰”(41)。更有甚者，1902年，安徽滁州曾发生假借传教士之名向民众代借“外国功名”的骗局。时为八股废而改试策论，滁州等处有棍徒眼见民众功名心切，竟声言为教士所派来代捐外国功名的。后经官府查处并出示晓谕，称捐纳外国功名实系匪徒造谣，但仍有民众争相至教士处求捐功名(42)。在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可以看到功名一事对于普通中国人沦肌浃髓的影响。
    科举正式废掉以后，社会中人对功名的争相趋附依然构成一种常态，人们关心的并不是学堂教会其子弟多少西学、如何富国强兵，更在意的还是学堂为其提供的“出身”。在郁达夫的家乡杭州府富阳县，庚子以后废八股改学堂已成必然之势，而在当时的富阳，反对洋学堂、看不惯新学的顽固派、老学究很不少。他们认为八股应试毕竟是正路，学堂，充其量不过是“讲艺”，“舍本求末，说穿了是出卖灵魂给鬼子”。可是1905年以后，情势却有了很大改观，县里兴办了高等小学堂，不仅一班儿童、年轻士子争相入学，从前的反对派也不得不让自己的子弟上洋学堂去读书了。旧书院原有一些好不容易中过秀才，准备再考举人，又博得官费伙食待遇，而来继续学习的所谓“廪膳生”，都已是中、壮年人了，他们也不得不与十一二岁的小同学同班(43)。时势的转移仿佛就发生在一夕之间，但如果我们深究下去，在这“转移”中起到至关重要推动作用的，仍然不外乎功名一途。在那个时候的很多人看来，“学堂”与“科举”本是同一个意思，代表了朝廷奖掖读书、隆以出身的用意。所以，排斥学堂是出于对功名的敬畏(44)，入学堂则同样出于对功名的热衷。这是殊途同归的事。
    废科举后，在年轻的、年老的士子争入学堂之际，还有许多人仍指望通过传统的仕路获取前程。1909年举行优拔贡考试，便出现了各地士子踊跃报考的情形。在京师，有人以竹枝词咏当日“一时新贵，溢满京华”的盛况：“何期科举久停裁，优拔名场却又开。要为高才谋出路，一时新贵凤城来。”作者惊叹，“科举情形仿佛又见！”(45)1910年考试举贡，京师一地即有一千三百数十人参加(46)。其时，《申报》中有连篇累牍的舆论记述江浙地区考录优拔的情形：在苏州，考试者担囊负箧，摩拳擦掌，“笔风墨阵，酸雨羶风，文坛中好一场恶斗”(47)。翌年，苏垣“贡院前一带，考寓林立，几无容足之地，各客栈饮食店生意莫不利市三倍，而一班热心科举者，日在寓内临摹端楷，咿唔之声，邻右动听，均有跃跃欲试之势。”(48)在浙江，各属报试人数多至四千七百余名，学界自堂长、职员、教员、学生以次，军界自队官、排长、弁目以次，警界自巡官、教练官及什长以迄巡士，甚至东洋留学生、法政毕业生、初选复选监察管理员、各处新议员等，无不争先恐后应试(49)。许多学堂教习亦热衷于考试，当优拔举贡考期之时，竟有纷纷停课以预备应考者(50)。对于尚不明西学有何等重要、救亡与富强等命题的一般社会而言，叫子弟入学堂也终归是为了一个功名，倘或“皇上家不重用”了，学堂又岂有意义？(51)还有个事例，说有日本归国的医科留学生数人，仍沉溺科举，恳请朝廷赏赐举人、进士身份，遂至引来“科举废而科举之毒蔓延于学生”之叹(52)。1911年，由于朝廷停止奖励出身的传言四起，竟有一些“热心功名”的学生怏怏不已，相与运动提前毕业(53)。弋取功名如此热烈，报章称废科举后的优拔考试“实科举尾声之活剧”(54)，甚而有人惊呼：“此时若有人开会议复科举，赞成者必占多数也。”(55)蒋维乔称当时中国的各类考试，举贡也，孝廉方正也，“殆无月不考试，或一月两试，上以利禄诱，下以利禄历，举国若狂”(56)。
    这样的故事，抄不胜抄。“举国若狂”，正反映了科名之重。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清廷为什么要在科举废除以后创立学堂奖励制度，予新学生以举贡等出身；为什么在当年为学堂奖励政策辩护的言论中常常强调科名与奖掖的重要。其间的无奈和权宜，从一个侧面说明：制度层面的变革延展到社会，再由结构与功能的变迁渗透到普通人的行为、心态，不是靠一阵呐喊或疾风骤雨似的批判就可以奏效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