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劳动骑士团之后，取得美国工人运动领导地位的是美国劳工联盟。劳工联盟从一开始就主张排斥华工。1901年，美国停止华工入境的法律即将于1902年满期。劳工联盟为此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竭力主张迅速制定新的排斥华工法律（注：伊莎白拉·勃克莱：《美国劳工与中国移民》，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7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1页。）。紧接着，美国社会党继承了排斥华人的事业。在1910年美国社会党全国大会上，中国移民入境问题占用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大会的多数派意见认为：“我们主张无条件地排斥中国人、日本人、高丽人和印度人。我们并非为了种族本身而排斥他们，而是因为这些人民所占有的各部分地方已经远远落后于一般工业发展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注：伊莎白拉·勃克莱：《美国劳工与中国移民》，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7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2页。）
    就在中国移民大批涌入美国之前不久，美国社会也曾一度强烈地排斥过爱尔兰移民，就像后来排斥华人一样，其原因也是认为外来的爱尔兰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爱尔兰人与当时多数美国人在人种上是一致的，都是白种人，但他们遭反对的原因却与黄皮肤的华工一样，那就是：他们是外来劳工，他们的大批到来对美国本国劳工构成竞争威胁。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特别联合委员会，在听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后，于1877年发布一份报告书，首先肯定了美国西部由于得到廉价华工而迅速发展，资本家则大获其利。接着谈到问题所在：“本委员会发觉劳工们和工匠们，也许是毫无例外地一致反对中国人涌入。因为严酷的经验证明，美国工人因中国人入境而陷于失业，并因中国人入境而难于获得足够维持像样生活的途径。”“中国人把工资水平降低到白人男子和妇女不免挨饿的程度。”19世纪美国工业飞速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后来居上，到19世纪末，不但经济发展位居世界第一，工人工资与生活水准也遥遥领先。而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生产还是社会生活，都相对落后，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远远低于美国。来自中国广大农村的贫穷华工，在美国得到的工酬虽然低廉，却已高于在国内的收入。他们汇款回国用以维持家人生活的开支，远低于美国工人平均生活水准所需要的费用，因此能够接受低工资待遇。这就是华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比美国工人更具有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
    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的社会经济原因，当代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夫认为，美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不对移民加以限制……造成这些限制的原因是美国的雇主们利用外来的劳工来加强他们在劳资纠纷中的地位。他们招雇外来的劳工以破坏罢工，又以低于一般水准的工资来雇用外来的工人，这便使本国的工人不满，而导致示威及其他破坏秩序的行动，表示他们对于新来的人怀有可悲的恐惧，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对于移民加以限制的明确要求。”（注：S.B.克拉夫、T.F.马伯格：《美国文化的经济基础》，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第224～225页。）
    三
    近代美国排华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这是因为，近代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着种族偏见与文化排斥现象。华人在肤色、体型、衣着、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上，都与白人迥异，引起美国人的猜疑与不满。19世纪以来，美国种族主义学者发表过一系列种族相异及种族优越论的文章，宣扬白种人是优等民族，其他人种则是次等或劣等民族。（注：参见R.Horsman,Racc and Manifest Destin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第120页。）。种族主义对于由社会经济根本原因引起的排斥华工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加州针对限制华人移民的地方条例一个接着一个出台，同时，社会上出现反华行动。在种族主义分子的煽动下，地方性排华浪潮发展为全国性排华浪潮。
    与此同时，美国资产阶级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争夺执政权，为了拉选票，都迎合并利用了这股排华情绪，以标榜维护美国广大劳工的利益，而美国劳工绝大多数都是白人。1876年至1888年间，美国资产阶级两大政党的竞选纲领里，都有了“排斥华人”的内容。这最终促成由美国政府出面，正式颁布了排斥中国劳工的法律。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排华法案，规定10年之内停止华工进入美国。以后又再度延长期限，直到无限期禁止华工入境。从1882年起直到1943年底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之前，华工在美国的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美国政府在执行排华政策的几十年时间里，接连通过了一系列有关限制与排斥华工的修正与增补条例，矛头直指广大中国劳工，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至于非劳工身份的其他中国人，如政府雇员、教师、学生、商人和旅游者，原则上不在排斥之例。1888年斯葛特法案规定：完全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但政府雇员、教师、学生、商人和旅游者例外。以后美国政府又重申了这一原则。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是一个显著例子。
    19世纪70年代，以李鸿章、曾国藩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洋务派官僚，考虑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事业需要西洋技艺，联名上奏朝廷，提出由容闳首倡的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得到清政府批准。从1872年起，清政府每年送出30名幼童赴美，连送四批共120名幼童出国留学。当时，正值美国国内排华呼声日益高涨，但幼童留学计划没有受到美国方面的困阻，而且还颇受欢迎。后来，当1881年清政府为防止幼童全盘西化而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的时候，耶鲁大学校长还致函中国的总理衙门，进行劝阻。
    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次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史称“庚子赔款”。其中美国所得折合为5000万美元。1906年，长期在中国传教的美国牧师阿瑟·史密斯向美国政府提议，退还庚子赔款，兴办中国教育。美国国会于1908年决定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用以援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中美两国商定，从1909年起的头4年，清政府每年派遣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第5年起，每年续派50名留学生（注：参见《外务部、学部会奏派遣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析》，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8页。）。1911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有好几百名。中国著名学者胡适等人，就是庚款留学美国的受益者。此外，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于1903年游历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十几个大城市。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905年游历美国。林语堂1919年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这些中国人并没有因为当时美国正在实施的排华法案而使行程受阻或学业无成。
    上述美国在排华期间对中国人赴美留学和游历态度的例证，并非意在展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姿态，而只是为了说明，近代美国的排华行为，政府是有针对性的，重在排斥廉价华工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防止他们对美国本国工人形成不利的竞争机制。这一针对性，与其说是出于种族的因素，不如说更多地是出于社会经济考虑。
    我们不难看到，每当美国社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华人总是备受排挤。例如1929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爆发，美国首当其冲，股票市场在1933年7月跌到最低点（H.U.福克纳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版，第363页。）。拿华人在美国谋生的主要职业之一洗衣业来说，这是华人被排斥出制造业等行业后从事的一个基本与美国白人无争的行业。当时在纽约市有洗衣华工17000名左右，华人洗衣馆几千家。在持续的经济萧条中，纽约市于1931年颁布新法令，规定所有洗衣馆每年必须领取新牌照，牌费10元，另交500元作为顾客衣物保证金。这对于一般家庭式经营的小规模华人洗衣馆来说是一项负担。华人洗衣馆为了生存而降低了洗衣价格。此举受到白人洗衣馆的敌视。因为纽约的白人洗衣馆大约二百家，主要以机洗为主，成本比华人手洗的要高，这也是白人机器洗衣馆一直不能消灭和取代华人手工洗衣馆的一个原因。此刻白人洗衣馆面对经济恐慌和华人洗衣降价，想要维持高价几乎不可能。为排挤华人洗衣馆，消除竞争对手，白人洗衣馆开始攻击华人洗衣馆不整洁、不卫生，不买工人保险，违反工人保险条例等。他们说华人洗衣馆由于减少了卫生保险等费用，所以降价后仍能维持。白人洗衣馆成立一个委员会到处活动，对华人洗衣馆违例行为提出控诉，促使纽约市参事会于1933年3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每家洗衣馆每年要领取牌照，牌费25元，并交保证金1000元。更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凡领取牌照者必须拥有美国国籍。由于美国政府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当时纽约洗衣华工大多数都是偷潜入境的，决无权利申请美国国籍。上述议案一旦通过，意味着整个纽约将会有一万多名洗衣华工面临失业。而就在这一年春天，美国各市、各州的救济名册上已有近六百万人面临生存问题（注：A.S.Link & W.B.Cntton,American Epoch,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New York,1980,第383页。）。华人洗衣馆因此联合起来，于上述议案提出一个月之后成立纽约华人洗衣馆联合会，聘请两名白人律师出庭辩护，迫使纽约当局最终维持了1931年的法令。
    综上所述，近代美国排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方面，因此排华矛头集中指向广大中国劳工。种族主义对于排华情绪的高涨与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产阶级政党则迎合并利用了这股排华情绪，最终导致美国政府排华法的出台。1943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正酣，中美是盟国，美国政府主要出于政治同盟与经济发展需要的考虑，最终废除了排华法案。经中国人自身多年来的努力奋斗，经国际社会的日益进步与增进了解，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案，明确表示美国不拒绝外国劳工，但设法保护美国劳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