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著述一般以为，近代历史上系统地把西方最重要的典籍《圣经》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土，始自最早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最近，笔者在英伦从事短期研究工作期间，十分偶然地在牛津大学的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和安格斯图书馆（Angus Library）阅读到一批早期的《圣经》中文译本，遂又循此线索，到剑桥大学的圣经会图书馆（Bible Society Library）查阅了若干外界难以看到的早期中文《圣经》版本。方知《圣经》中译的历史，远非想像的那么简单。其中，略早于或至少与马礼逊同时进行的马希曼和拉沙的《圣经》中译工作，由于远在印度，便鲜为国人所知，一般中文著述也很少提及（注：惟香港学者李志刚博士所著《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2页对马希曼的《圣经》中译略有介绍，第177-178页注20对马希曼的生平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因此，本文拟主要利用保存于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的英国浸礼会档案中有关马希曼生平的档案和文献资料（注：马希曼档案包括：The Marshman Papers,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Catalogue of Papers Relating to South Asia 1792-1914;Bound Volume of Rev.J.Marshman‘s Correspoundence 1799-1826;Periodical Accounts of Serampore Mission 1820-1830。），对马希曼和拉沙的早期《圣经》中译工作略作钩沉和评介。
    一、生平与译经事业
    马希曼（1768-1837），英文名Joshua Marshman，中译名有马士曼、马歇曼、麦西门、麻书曼等等。马希曼于1768年4月24日出生于英国威尔特希尔郡（Wiltshire）的威斯伯雷（Westbury Leigh），自幼家贫，父乃一纺织工人。马希曼从家乡的乡村学校毕业后，前往伦敦，在一家书店供职，不久又返回家乡，帮助其父从事纺织，工余靠自学阅读了大量书籍。1791年与出生于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的汉娜·谢费瑞德（Hannah Shephered）结婚。1794年，马希曼按浸礼会仪式受洗为教徒。尔后，举家移居布瑞斯托郡（Bristol）的布洛米德（Broadmead），曾一度担任该地浸礼会慈善学校校长，同时，在一个从属于浸礼会的神学院（the Baptist Academy）学习神学。
    因受著名传教士威廉·凯瑞（William Carey,1761-1834）在印度传教事迹的感召，马希曼决志加入浸礼传道会，献身于海外传道事业。1799年5月，时年31岁的马希曼与妻子一道，作为英国浸礼会派出的传教士，搭乘美国客轮克瑞特伦号（Criterion），越过重洋前往印度，同行的有传教士威廉·霍德（William Ward）夫妇等人。是年10月12日抵达加尔各答，旋往邻近的塞兰布尔（Serampore）定居、传教。抵达塞兰布尔后，马希曼夫妇即在当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学生大多数系在该地经商或定居的欧洲人的子女。从这时起，除短暂回国述职和出国旅行外，马希曼的大半生基本上都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印度度过。1837年12月5日，马希曼在塞兰布尔病逝，享年71岁（注：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Joshua Mashman,D.D.,of Serampore,Newcastle Upon Tyne:Emerson Chamley,1843.）。
    与马希曼相比，我们对拉沙（Joannes Lassar）的生平行事知之甚少。从不多的有关材料中，只知他系一位出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人，不仅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能用中文写作。有记载说，拉沙在澳门居住期间，曾一度负责澳门葡萄牙当局与清廷之间官方文书的往来（注：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Shanghai,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34,P.51.）。以后他移居印度，应聘任加尔各答英印学院（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的中文教授。后来又迁居塞兰布尔，与马希曼等合作将《圣经》译成中文（注：有关拉沙的生平，参见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London,1975,PP.xi-xII；同时散见于英国浸礼会塞兰布尔差会的各项记录和报告中。）。
    大约自1805年起，马希曼开始随同拉沙学习中文。尽管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其中文学习却进步神速。除指导拉沙等翻译《圣经》外，马希曼还在拉沙的帮助下，陆续将儒家经典《论语》译成英文。该书第一卷于1809年在印度出版，长达725页，由中文原文、译文、文字诠释三部分构成，自《论语》第一章“学而”译至第九章“子罕”，继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之后，首次比较详实地将孔子学说介绍给西方（注：参见马希曼The Works of Confucius.Vol.1, Serampore:the Mission Press,1809。以后似乎没有再出版该书的第二卷。）。同年，马希曼还撰写了一篇有关汉语文字和发音研究的博士论文（注：马希曼：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erampore,November,1809。硬封皮装订，存于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在此基础上，他继续学习、研讨汉语，于1814年正式出版了《中国言法》一书。该书除研究汉语的字形、发音外，主要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汉语语法，并将儒家的另一部典籍《大学》译成中文，附录于全书之后。这本书共600多页，在西方通常被称作Clavis Sinica，比马礼逊的《中文语法》早出一年（注：马希曼：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中国言法》），Serampore:Mission Press, 1814。）。
    马希曼、拉沙的《圣经》翻译，肇始于19世纪初新设立的英印学院和英国浸礼会差会的一项雄心勃勃的《圣经》翻译计划。该计划准备将《圣经》翻译成全部东方语言及印度的所有土著语言。为推动这一计划的实施，1800年印英学院在加尔各答正式成立之后，即专设一系，负责《圣经》翻译，特聘拉沙为中文教授，负责将《圣经》译成中文。估计拉沙最早于1804年或1805年初开始着手翻译《新约》，可能是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1806年左右，他开始在马希曼的指导下翻译《圣经》（注：参见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The Bible In China, Foochow,1868,p.9。）。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约16年的合作译经事业。
    在英国浸礼会塞兰布尔差会1808年的《译经备忘录》中，已经有关于马希曼和拉沙联合译经的明确记载：他们依靠约300多本中文参考书和包括康熙字典在内的几部中文字典，勤勉地翻译《新约》中的《路加福音》（注：Memoir Relative to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printed by J.Moris,Dunstable,1808.）。其合作方式，在对《圣经》的理解和阐释上，主要仰仗马希曼，而中文达意则主要是拉沙的工作。另有一位中国人以及马希曼的儿子J.C.马希曼也参与其事。马希曼还负责与教会方面的联系和筹款，在整个译经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马希曼在1813年写给“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Bible Society）（注：大英圣书公会成立于1804年，系《圣经》汉译工作的实际组织者和资助者。）的一封书信，他们在印度从事的《圣经》中译工作是相当繁琐和艰苦的。通常是拉沙每译完一段，马希曼则手持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逐句斟酌修改。每译完一个章节，马希曼又用英语缓慢诵读，拉沙一面注视他的中文翻译，一面作必要的更正，誊录后再交给一个完全不懂英文的中国助译者，请他提出修辞上的修改建议，务必使之通晓明畅。改正之后，还要出一份清样，交给马希曼的儿子审阅，因为他对汉语文言的语辞学有独到的研究。最后，再由马希曼本人把关审定。“经过以上的种种手续，这才得以正式付印”（注：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Marshman to Dr. Ryland, December,1813.）。
    马希曼和拉沙最早译出并出版的中文《圣经》，系《新约》中的《马太福音》。该译本于1810年在塞兰布尔问世，中文名为《此嘉语由于吇咷所著》（注：该书现已很难见到，仅在剑桥大学圣经会图书馆发现收藏有一孤本，其内封有传教士签名，并注明于1810年出版。）。“嘉语”显指“福音”，“ 吇咷”应为英语Matthew的音译（疑为粤语的发音）。该译本系采用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线装一册，共95面，但不具页码，仅标“章”与“节”（第13章以后标“篇”），封面纸张呈红色，未著出版地、出版时间和译者名字。1811年，马希曼和拉沙又译出并印行了《新约》的第二章《马可福音》，中译名为《此嘉音由吇嘞所著》，“嘉音”亦指“福音”，“ 吇嘞”当为英语Mark的音译。此译本同样系木刻雕版印刷，线装一册，共56面，封面略呈红色，也未具出版地、出版时间和译者名字（注：笔者所见此书最早版本，分别珍藏于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圣经会图书馆。牛津藏本有两本，其中一本仍完好无缺。有关此书的出版年代有两种说法，大英圣书公会所出中文圣经目录标明此书出版于1810年；而熟知内情的传教士伟烈亚力则认为该书出版于1811年。笔者赞同伟烈亚力的说法。理由下文详述。）。翻译这两本书时，由于译者远在印度，未参照过其它任何《圣经》中译本，完全另起炉灶，困难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人名、地名的翻译不得不生搬硬造，以致译文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亦是不难想像的。
    继《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译本问世之后，马希曼和拉沙又于1813年译出并印行了《新约》中的《约翰福音》，取中文名《若翰所书之福音》。该译本共21章，36页《双面》，封面呈黄色，铅字活版印刷，线装一册。书末附“若翰书函”3卷，但仅7页（双面），不全（注：本书于1813年在印度塞兰布尔印行，现收藏于剑桥大学圣经会图书馆。该馆收藏的此书另一版本，内封题名为《耶稣救世使徒若翰所书福音》，书末附“若翰书函”，系1814年的重印本。）。值得注意的是，马希曼和拉沙的这本《若翰所书之福音》，实际上是近代应用铅字活版印刷技术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过去一般以为，使用西方铅印技术印刷中文书籍，始于1814年英国的职业印刷工人汤姆司携带活字印刷机器设备，受派来华，在东印度公司澳门办事处，从事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的印刷工作。在几个中国工人的协助下，汤姆司等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用含有汉字活字的印刷机器于1822年印出《华英字典》（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与《华英字典》相比，《若翰所书之福音》要早出整整9年！马希曼等也认为，用铅字活版印刷《圣经》中文译本，是他们所取得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铅字活版印刷，不仅字型美观、清晰，持久耐用，而且省却了传统雕版印刷的诸多不便，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增删字词，并可多次和大量地进行印刷，且成本较低，比雕版印刷省费甚多（注：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printed by J.G.Fuller,Kettering,1815,PP.16-17.）。根据马希曼的计算，采用铅字活版印刷比传统木版印刷通常节省经费达2/3（注：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Marshman to Dr.Ryland,December,1813.）。这套首次使用的铅字汉字活字，系英浸礼会塞兰布尔差会印刷所的工人在几个中国人的帮助下，克服各种困难，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才终于制造成功的。1808年，塞兰布尔的传教士还悲观地认为，鉴于木刻雕版印刷的费时费力以及价格昂贵，“用该语言（汉语）印刷全部圣经，还是一件为时遥远和不太现实的事。”（注：Memoir Relative to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p.15.）然而5年之后，他们已经可以乐观地宣称，差会印刷所已准备好用铅字活版印刷全部新约和旧约圣经（注：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p.16.）。
    在试印出版《此嘉语由于吇咷所著》（1810）、《此嘉音由吇嘞所著》（1811）、《若翰所书之福音》（1813）三种《圣经》早期译本的同时，马希曼与拉沙的全套《圣经》汉译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新约全书》的初稿已于1811年译毕，进入修改、待印阶段（注：Memoir Relative to Translations,Monthly Circular Letters Relative to the Missions in India,Serampore,1811.）。《旧约全书》的翻译，到1813年已完成过半（注：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p.16.）。自1815年起，最后修改定稿的《新约全书》陆续提交塞兰布尔浸礼会印刷所付印。两年后，修改定稿的《旧约全书》也开始陆续提交该印刷所出版。到1821年，《旧约全书》出齐；次年，随着《若翰显示之书》的付印，《新约全书》随之出齐。至此，马希曼和拉沙在印度塞兰布尔进行的《圣经》中文翻译工作，历时约18年，终于大功告成（注：笔者在牛津大学所见马希曼、拉沙翻译、出版的完整的中文《圣经》有两种版本，一种系线装5册本，其中《旧约全书》共4册，《新约全书》1册，另一种系西式硬封面装订2卷本。两种版本均为铅字活版印刷，由塞兰布尔浸礼会印刷所出版。）。1823年5月，这部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已送抵英国伦敦，“大英圣书公会”1824年的年鉴记载：“在去年的年会上（于1823年5月7日举行），马希曼牧师的长子将一部译好的中文《圣经》安放在桌上。”（注：转引自密立根（George Milligan）著《新约圣经流传史》，贾立言、冯雪冰译，上海博物院广学会1934年版，第164页。）
    归结而言，马希曼和拉沙远在印度的《圣经》中译工作，有三点是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传教士的：其一，他们最早用中文翻译和印出了《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其二，他们最早使用近代铅字活版技术印刷中文版《圣经》；最后，他们最早译成并出版了完整的中文《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