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十九世纪末，“民”的现状是什么呢？维新派认为：
    一是愚昧无知。“中国人向来闭关自守，绝不知本国危险之状。”甲午以来，“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92页。）二是泥古不化。中国自古以来，“其思想与行为，未尝稍变，徒拘泥古者之教义礼法，以为能事。”（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三是麻木不仁。中国民众对国家生死存亡之事，“一则曰是运数使然，非人力所能挽；一则曰变革之权当操之上，下民何能焉；一则曰国家之事，国家受之，与民何涉？”（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四是因循苟且。中国“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情，苟安旦夕”，“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五是虚骄自恃。“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
    根据以上分析，维新派给民众的现状做出了“愚”而不“智”的结论。民何以“愚”而不“智”？维新派探求了这一状况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一、民“愚”是统治者“抑民”的结果。自韩非首倡愚民之术以来，后世帝王“皆以私国愚民督责术、私国愚民术为传子孙秘策”，对民“密网以束之，垒倒以绳之，纤利以缠绵之，虚荣以颠倒之，积其岁月以枯暴之，禁言时事以锢禁之。”（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二、民“愚”是八股取士的结果。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人闭塞愚钝。“以八股取士，以年劳累官，务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尽其学。”（注：《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57页。）三、民“愚”是闭关自守的大一统局面的结果。中国自古以来，“一统闭关，无所求望”，君主寡欲，小民仰富，“使民无智无欲，质朴愿慤，礼义廉耻，孝弟忠信，相安相乐，亦复何加焉。”（注：《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57页。）
    在完成了对中国社会民众的分析之后，维新派认识到“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注：梁启超：《政变原因答客难》，《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5页。）他们做出了要变“法”先变“人”的正确抉择。
    “民智”、“民德”、“民力”被维新派认为是改造民众的三个主要方面。因为，“国之强弱贫富治乱，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所以，“此三者，自强之本也”，（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今日要改，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
    从“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以“争民权”升华到一场对民众劣根性的社会改造，可以说是维新派民权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于：维新派第一次从“民”只是传统社会中被“驾驭”的对象，转而看作一个能动的社会群体，并把“民”的作用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对“民”目前的境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民”的未来作用，充满了憧憬和希望。这是维新派对传统“重民”学说中只“养民”、“保民”、“畜民”、“惠民”、“逸民”却不“教民”的突破，也是维新派民权思想的实践特征所在。
    三、社会启蒙--维新派民权学说的历史演进
    “百日维新”失败后，“六君子”血溅京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民权思想也沉寂一时。然而，经过1899年的短暂“恢复”，维新派又以崭新的姿态，在中国近代思想界重新崛起。与1898年以前相比，维新派在这个时期的民权学说又具有新的特点：
    特点之一，“民”的概念有了质变。维新派第一次把“民”与“国”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崭新的“国民”概念。“民”在维新派那里第一次获得了人的尊严，具有了独立的人格，成为与国家相对应的范畴，从而在理论上把“民”从传统的君“主”民“仆”的二元思维框架中解脱出来。这一解放使维新派在思想上产生了飞跃。梁启超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以民为奴隶、为妾好、为机器、为盗贼而可以威国者。”（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中国几千年来，人们只知道有朝廷，国家只是君主“一家之私产”，“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其实国家的真正主人，乃“一国之民是也”。西方的国家政治理论把“君”和“官”看作是国民的“公仆”，“以尊国民之全体而不敢亵，即所以巩护国家之基础而勿使坏也。”（注：梁启超：《中国近十年史论》，《清议报全编》卷七，第6-7页。）何谓“国民”？在维新派看来，国民的标志就是具有与国家相对应的权力和义务。尽管国家体制有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之分，职业有士、农、工、商之别，宗教信仰不同，衣食风俗有异，但都应具有同样的权力。这种权力表现在：“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
    维新派在确定“国民”的概念之后，对中国民众的劣根性及其产生的原因做了又一次更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现代国民”--“新民”的模式。梁启超认为，中国民众的劣根性主要表现在缺乏责任心和国家主人意识，梁启超将其形容为“无血性”的“旁观者”。梁启超又分析其特征为：怯懦、奴性、愚昧、自私、虚伪、冷漠。使得“中国虽有四万万人，果无一主人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
    要享有民权，具备现代国民的素质是重要条件。梁启超“淬历其所本有”，而“采补其所本无”，构建了一套“新民”素质的完整模式。当然，梁启超并没忘记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的大势，因而他把振兴国家、挽救危亡和争取民权合为一体。他说：“国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所以，要抵挡列强侵略，“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因此，新民，是一举数得之关键所在。而现代国民应：（1）具有“公德”。所谓“公德”、即指人的群体意识和人在群体中的行为准则；（2）去“学界之奴性”，存“爱群、爱国、爱真理”之精神；（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3）具有国家思想，明确自身、朝廷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在世界的地位；（4）具有政治、宗教、民族、生计之自由；（5）享有国民的权利，也应尽国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