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着这个观点，维新派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民”的剖析。“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民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我民之能力，“尚不及条顿民族之一二”，比如“中国虽无他种民权，而教育之权，未尝不如人也，”但近两年来，私立学校屈指可数，“凌乱萎靡，而几乎不能成立也。”由此“可见我国民之自治力之甚弱，而非可徒以政府压制为解免明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中国目前正处在“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府以代之”的“政治上之过渡时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今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骤立议院”，（注：《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57页。）中国之民众，甚至“匪惟不能自治其国而已，乃实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注：徐勤：《〈新大陆游记〉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所以，“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民的进化，是个自然过程，倘若现在就“举立法、行政、司法诸大权而一旦授诸我国民，我国民遂能受之而运用自如耶？”所以“吾辈今勿徒艳羡民权，而必当预备其可以享受民权之资格。”（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如果民没有这一资格而“欲强而予之，未有不两受其弊者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最后，他们终于得出结论：“是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中国历古之风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
    维新派的这一观点一经提出，立刻遭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孙中山斥梁启超是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不容赦。（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页。）中国民众有四千年之文明尚不能掌民权，而满州“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康、梁之意，革命是假，保皇是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2页。）孙中山的主张，无疑是对的，在当时，清政府的存在已成为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推翻清政府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中国近代思想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和中西文化间的冲突，处于一种急剧动荡的状态之中，今日你的思想处在时代的巅峰，明日，却可能已跌进谷底。孙中山在1896年也曾认为，因“中国百姓不灵，时尚未至，故不宜设议院、变政治。”（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陈天华至1905年还曾认为“当今之弊，在于废弛，不在于专制。”（注：《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9页。）欲救中国，必兴民权；欲兴民权，“则先之以开明专制。”（注：《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但他们最后却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成了革命的领袖和功臣。
    与1898年以前维新派“君民合治”、“君民共主”的模糊概念相比，维新派对“君主立宪”的理解，已是明确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概念。君主立宪政体尽管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但它毕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具有历史意义。即使在当时的中国，这张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君主立宪政体所描绘的政治蓝图，与封建专制相比，也有其理论上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