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惠州起义前后孙中山的言行和其他各种记载，我们有理由肯定他领导的兴中会发动这次起义之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以民主共和思想为指导，起义者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战--正是惠州起义的最大特点与可贵之处。这说明它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武装斗争。
    当然，我们也别忘记1900年10月下旬，孙中山曾写信给刘学询，应允刘“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称谓由足下裁决……兵政一人弟自当之”。（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02页。）这是他出于救急策略考虑的权变之计，目的是为争取刘以财救济惠州起义的革命军。当时在台湾的孙中山不知惠州起义已败，一心想到义军急需饷械接济；而原指望的台湾军火援助全落空，委托日人中村弥六代菲律宾所购之械又是一堆废铁；无奈之下，他只有寄望刘学询“速代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3页。）关于这点，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已说得很清楚：孙“知道刘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而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80页。）有人据此认为孙中山当时思想上对采取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尚未作出最后的抉择。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发动惠州起义时，明确地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将爱国救亡与推倒清廷连在一起。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想和斗争水平，不仅高出农民阶级广大群众，而且也高出资产阶级保皇派。他们在20世纪到来之际高举共和革命的崭新旗帜，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引着国民去进行新的救国斗争。
    二
    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之主要依靠力量，是会党和绿林。这是一次形式上会党起事气氛颇浓，而在性质上又完全别于旧式会党起事的新型武装起义。此乃惠州起义的第二个特点。
    孙中山本人及其创立的兴中会，同会党有着很深的渊源与交往。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会”。（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6页。）会党出身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曾指出：当时南方的三合会“以广东最盛”。（注：肖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1935年北京出版，附录第6页。）孙中山生长在三合会非常活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创立兴中会始就注意联络会党的力量以为己用。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以下三点：其一，会党具有反清传统，“会中的口头语就是‘反清复明’”；（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197页。）他们在反清的问题上与兴中会有着一致性，便于兴中会实行联络。其二，会党是一支有现成组织的冲击力量，有联络利用的价值。1898年，孙中山在同宫崎寅藏谈及此时指出：“这起义必须有三合会的支援，只要跟三合会取得联络，便可成立近乎完整的革命军”。（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其三，兴中会内有一批会党的骨干分子，具备联络会党的畅通渠道和便利条件。孙中山早在广州博济医校读书时就结识了“具反清复汉思想”的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引为知己”。（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4页。）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时，郑与其他一些会党成员加入了兴中会。他们成为日后兴中会联络会党的得力干部。
    惠州起义前，孙中山曾有粤、湘、鄂同时大举的起义计划，一度对广东的三合会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都进行过联络工作。1899年冬，兴中会、湘鄂哥老会和广东三合会的首领曾在香港举行重要会议，议决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后来，长江流域的哥老会被康有为收买为自立军的主力，粤、湘、鄂同时大举之计划无由实现。孙发动惠州起义所依靠的主力军，就只有广东惠州与嘉应州一带的三合会，及新安县的绿林。兴中会将起义地点选在惠州三洲田，固然有该地与香港的新界接壤，便于兴中总会的人员联络与物资接济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会党方面的原因：（一）该地及其东南毗连的海丰，“皆系会党出没之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页。）且新安县的绿林首领黄耀庭等部已接受兴中会的领导；（二）起义的总指挥郑士良既是惠州的客家人，又是本地三合会的首领，在当地的三合会员和客家人中有号召力；（三）该地在两县交界、地处偏别和山深林密的地势，有利于会党隐蔽与聚集力量。
    为保证分散的三合会员能组织起来统一行动，郑士良在起义前特地把“三合会领袖中最得人望”的好友黄福，从南洋婆罗洲请了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各处党号的草鞋都会围集拢来，只要黄福发一个命令，真是如响斯应，无不唯唯照办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由于起义的头领和群众大多是三合会员，所以联络发动的办法也是采用会党传统用的手法。两广总督德寿在起义后向清廷奏称：“奴才伏查逆首孙汶以漏网余凶……乃敢潜回香港，勾结惠州会匪，潜谋不轨”，“旗帜伪书大秦国及日月等悖逆字样。各匪头缠红巾，身穿白布镶红号褂”。（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这表明参加惠州起义的不少会党首领及会众的认识水平，尚与孙中山所设定的奋斗目标有较大的差距。这次由革命党组织发动的起义还保留有颇浓的会党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