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需着重指出的是，尽管这次起义还有较浓的会党味，但它同以往的旧式会党起事相比较，毕竟有了明显的区别。首先应当看到，由于近代广东具有风气之先的优越地理位置，一部分会党首领在与海外联系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具有较为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如郑士良等就曾受过西式教育，认识到“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注：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孙中山史料专辑》，1979年广州版，第321页。）兴中会员进行的宣传工作，也促使参加这次起义的部分会党成员产生了一些民主革命意识。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组织发动了起义，而且还取得了起义的领导地位。他们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引导广大会党群众把自己的斗争，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合在一起。粤督德寿曾对此惊呼：“逆党主谋，意图大举”，“军火购自外洋，煽诱遍及各属，竖旗叛逆”，“实非寻常土匪可比”。（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有的起义者在给香港报纸的信中，宣称自己是“大政治家、大会党……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权……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国政大变必须以贵重之代价博取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起义军的军令所出及一切举措，“悉以西法为准绳”。（注：参见上海《万国公报》卷145，总第19939页。）他们军纪严明，“沿途秋毫无犯”，从未有屠戮妇稚、焚毁乡村等事发生，其粮饷等取于乡民，均照时价给钱，“村民多燃爆竹欢迎，或以酒食慰劳，大有箪食壶浆之概”。（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8页。）由于广大乡民纷纷前来参加起义，起义军很快由最初的600多人壮大到2万余人。以上事实证明，兴中会依靠会党为主力发动的庚子惠州起义，已具有民主革命的内容，它摆脱了传统的“反清复明”口号和自发暴动的原始状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而组织进行的一次武装起义。
    惠州起义的史实告诉我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注重武装斗争。他们在从事革命之始就联络发动会党力量来举行武装起义，并力图将旧式会党的反清斗争引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他们选择利用会党这个现成的组织来作为武装起义的冲击力量，是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及其本身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这种做法是必要的和无可非议的。会党在惠州起义乃至以后的多次起义中，虽然暴露出其散漫落后的一面，但其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他们不仅充当了革命派历次武装起义冲锋陷阵的主力军，而且还联络、影响和带动了一部分农民及其他下层群众，起来响应与投身民主革命斗争，从而促进了辛亥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
    三
    庚子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和兴中会在本身革命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寄望于外部条件、尤其是幻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援助而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完全依赖于海外饷械的接济援助，也是惠州起义的一大特点。
    1900年夏，各国列强利用义和团事件趁火打劫，纷纷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孙中山认为这时局之变极有利于兴中会发动反清起义：（一）清政府在入侵的八国联军前面，“和战之术俱穷”，“威信扫地以尽”，（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203、211页。）朝廷上下一片混乱，这为党人举行起义提供了大好时机；（二）清两广总督李鸿章受英国人运动，一度有宣布两广“独立”之意。他的幕僚刘学询曾为此函请孙中山“速来粤协同进行”；时何启也受港督卜力鼓动，找陈少白拉拢兴中会“辅佐”李搞两广独立。孙当时“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又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77页。）（三）当时的日本政府及日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妄图利用兴中会之活动来向福建扩张，对孙的起义计划伪表同情，许以起义之后可相助。孙认为这些因素对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是十分有利的，而菲律宾独立军的驻日委员又应允将上年所购之枪械供起义之用，我们正可“趁机而起，建立义军，实现夙愿”。（注：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75页。）
    孙中山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始终把惠州起义的接济工作放在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上面，而对英日等国分裂两广、福建的阴谋缺乏必要的警惕。他那时完全依恃外援，当然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就主观原因来说，孙中山当时把近代社会的一切罪恶--包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内，统统都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认识不到造成近代中华民族灾难的总根源就是帝国主义，因而对其怀有幻想和易于轻信。就客观原因而论，孙领导的兴中会当时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其革命活动的经费，全需依赖海外华侨捐助；其武装起义的军械，也全仗从外国购买和输入。他寻求外援是迫不得己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乃至以后一段时期，都对帝国主义怀有幻想，没有提出鲜明的反帝主张和相应的对外政策，而是寄望日、美、英等国能援他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为践刘学询之约，孙中山于1900年6月中偕同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十多人，由日本乘法国的烟狄斯号轮抵达香港海面。7月18日，李鸿章离港北上后孙、李合作尝试两广“独立”的计划遂告落空。同一天，孙中山在“佐渡丸”上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义“以郑士良为主将，近藤五郎、杨衢云为参谋，福本诚为民政总裁，平山周副之”，派“福本诚留在香港从事准备，如准备不能如意，即以现有力量举事”，并“对郑士良指示军事方略”：（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3、221页。）将起义地点由广州改为惠州，起义后队伍向福建厦门进军，以便接应孙本人届时由台湾携械潜渡内地，亲自督师北上。这就是惠州起义的方略大要。
    此后，孙中山把主要精力用在争取日本的援助上面。9月上旬，他在东京拜访了时在内阁任职的犬养毅，请求给予经济援助；是月底，他化名吴仲从日本抵达台湾，旋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开展工作，并与台湾总督儿玉的代表后藤新平民政长官取得了联系。孙后来回忆说“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199页。）然而事实上这只是其不切实际的空想。日本政府和儿玉等根本就没有援助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的诚意，他们允诺接济孙领导的起义居心叵测--妄想趁机实现其将厦门乃至福建置于日本控制下的野心。为达此可耻目的，日本政府一方面于9月29日，即孙中山抵台后的第二天，以“有碍外交”为由指令儿玉：“对孙逸仙阴谋采取防遏方针”，“必须严格阻止我国人援助其事”，并于10月初禁止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嫌疑人平山周、福本诚等45人在中国登陆。（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6-247页。）另一方面，它又要后藤新平告知孙说，厦门“台湾银行分行”的地下室“有二、三百万元银币”，起义军应“到厦门去”，“既然在干革命，把这些钱抢走好了”，（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8页。）并谓他本人保证日本政府对这件事不会过于追究。事实上这是一个圈套。日本当时对厦门的骚乱比对广东的起义更有兴趣，他们正在寻找制造事端的借口，以便趁火行劫“接管”厦门。假如孙中山的起义军真的占领厦门，并敢取用日本台湾银行分行金库存款的话，那就将中日本当局的奸计，会为儿玉出兵厦门提供一个口实和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