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其本身又非常复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诸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因此，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可避免地与这场运动发生直接间接的关系。本文即拟对当时驻外公使与这场运动的关系作一探讨。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乃当时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关系，对业已归国和后来的出使人员，则概不涉及。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驻外公使有驻英（兼驻意、比）公使罗丰禄、驻法公使裕庚、驻俄（兼驻奥）公使杨儒、驻德（兼驻荷）公使吕海寰、驻美（兼驻西、秘）公使伍廷芳、驻日公使李盛铎和驻朝公使徐寿朋等。本文即主要围绕以上诸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思想及行动展开讨论，偶尔也涉及一些驻外商务监督、使馆参赞和随员。
    一驻外公使与对外宣战、东南互保、救使送使、“惩凶”及停战议和
    1900年6月21日清廷对外宣战，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此，各驻外公使曾抗旨不遵。早在6月19日，清廷御前会议决定对外宣战后，总署即曾电告各驻外公使，说：“现因拳匪滋扰，京城已准各使馆派兵自卫，又复添兵前来，商阻未允。讵驻津总领事照会北洋，内称各国水师提督请将大沽口各炮台剋刻交伊等收管，显系首先开衅。已于本日四点钟由署照会各使于二十四点钟内带同护馆并兵等赴津。尊处行止可相机酌办。”[1]（p124）此即所谓“漾”电。因中途耽误，各驻外公使于6月26日方收到此电。当天，杨儒又收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王之春、俞廉三六人联名发来的“艳”电。电文除指责义和团“违旨滋事”、朝廷已电召李鸿章进京议和外，还特别指出：“今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务望婉商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力劝各国暂行按兵停战，侯鸿章到京，请旨开议，必当妥为了结，不启战祸，官兵方能专力剿匪。”[1]（p125）
    如果将“漾”电和“艳”电联系起来，杨儒应该明白清廷已经对外宣战，但他对于“漾”电，除奉命转达罗丰禄、裕庚、吕海寰、伍廷芳和徐寿朋外，同时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请示从违；对于“艳”电，则遵照李鸿章等人的指示，“速将原电译成洋文转送外部”。他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还对“漾”电表示怀疑，说“电内无奉旨字样，实属可疑”。并指出：“以一国而撄众怒，虽至愚亦知其不可。秉钧者误国殃民，至于此极。”[1]（p126）
    因总署“漾”电提到要各驻华公使于24小时内带同护馆弁兵等赴津一事，各驻外使馆人员是否应同时撤回成为当时最为紧迫而棘手的问题。各驻外使馆收到“漾”电的当天，吕海寰便电询杨儒：“倘各国仿行，尊意如何办理？”[1]（p176）杨儒也不知如何办理。后来还是伍廷芳指出：“若遽辞归，转形决裂，鄙意以为无益国家。离易合难，敌多助寡，深维大局，未便洁身。”[1]（p127）这一建议得到其他各驻外公使的赞同。不久，他们分别收到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发来的电报。李鸿章认为：“总署漾电，有‘行止相机酌办’字样，似未明言撤使，各国外部当无逐客之意，有公等在外，或可维系邦交……公等毋太匆促，仍从容相机图之。”[1]（p128）刘坤一也指出：“未奉宣战旨，似可缓归。”张之洞更明确指出：“署电‘相机酌办’，自以不回为妥，回则决裂矣。如无促归之旨，万望妥酌，勿遽回，以保大局。”[2]（p36）有东南督抚的支持，驻外公使们经过协商，最后决定“暂留候信”，[1]（p131）“以维大局”。[1]（p130）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又一重大事件。《东南互保章程》正式签订的第二天，即6月26日，刘坤一便将此事电告杨儒，请其“转商外部，电饬各领事遵照”。[1]（p127）27日，刘又将《章程》的具体内容电告杨儒，要其“速商外部照办”。[1]（p129）29日，杨儒电复刘坤一：“东电面交，据云，领事来电，知已签押，奉俄主谕办法甚好，当饬领事遵照，长江一带人民商业均惟二公是赖，俄即不另添兵增舰。”[1]（p129）与此同时，其他各驻外公使亦分别就互保一事与驻在国政府进行了交涉。7月1日，驻日商务监督钱恂更致电张之洞：“闻董军攻使馆，内乱亟。救危之策，舍暂保南省，无别法。星使（即驻日公使李盛铎）劝帅亟密商江、皖、苏，各派亲信重员一二人集金陵，筹定乱、抚外、保江海诸策，稍存政府规模，俾各国知我尚未瓦解。倘办理得法，各国相认，冀可保全。”[2]（p36）由此可见，在东南互保这一问题上，驻外公使们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刘、张等人的指示，而是表现出相当的主动性。
    八国联军入侵的一个重要借口是救护使馆人员，因此，如何救出困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以便获得列强的谅解，便成为当时驻外公使们急于解决的又一个难题。7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派人会见李盛铎，要其转电李鸿章，电商袁世凯“率兵入都，救出各使”。[2]（p37）当天，李盛铎将此事电达李鸿章和刘坤一、张之洞，以后又曾一再重提此事。7月9日，驻日商务监督钱恂亦致电张之洞说：“北事危迫，一旦兵临城下，其祸不堪设想。倘乘敌兵未集，能有重臣先定内乱，略更政局，以释众怼，可保两宫不惊，左右无事。此外要挟权利，尚易著手。公与合肥、新宁岩疆重镇，断难轻动。惟有电商袁抚专函密达荣相，劝荣自请督师退敌。若邀俞允，克日出都，佐以袁军，相机办理。联各帅密疏，一振朝权，乃商抚局。即办不到，而荣相离险，终胜坐困。此侥幸万一之策。”[2]（p39）由于种种原因，派兵救使虽未付诸实施，但李盛铎和钱恂的建议却反映了当时驻外人员对于此事的态度以及东南督抚和荣禄的关系。
    救使之外，又有所谓送使和密码通电问题。7月23日，盛宣怀通过罗丰禄转告各驻外公使，驻京各使“未损一人”，并询问“如送出使臣，能否停战”[1]（p134）？25日，杨儒致电盛宣怀：“外部急欲各使与本国通电，别无所云。”[1]（p134）27日，总理衙门照会驻京各使，同意其与本国联系，但同时又指出：“现在京、津军务未定，所有在京各国人往来通电，自应改用明码，仍不得牵涉军事。”并将“其寄来洋文密电各件，请饬局转还，属令改用明码。”[1]（p137）当袁世凯将总署照会电告各驻外公使后，杨儒等人非常不满。因为，如果要求外国驻京人员使用明码电报，中国驻外公使的来往电报也可能被迫使用明码，这对处理当时纷乱的局势非常不利。为此，杨儒、吕海寰、裕庚、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等，于8月1日联名致电袁世凯，请其代奏，“吁恳迅速派队，将各使馆人员暨眷属护送至津；或先令与本国通电，以示凭信而救时局”。[1]（p137）由于驻外公使们的奏请，加之东南督抚的声援，8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即着荣禄预派妥实文武大员，带同得力兵队，俟该使臣定期何日出京，沿途护送，倘有匪徒窥伺，枪掠寻衅，即行剿击，不得稍有疏虞。”[3]（p422）8月5日清廷再次发布上谕，“准各使与其本国往来密电”。[1]（p140）至此，送使出京和密码通电问题均告解决。但送使出京因驻京外人担心中途有险“不肯遽行”而流产，密码通电则进一步推动了联军入侵北京的行动。驻外公使们企图通过送使出京和允许驻京外人密码通电而达到停战的计划至此完全落空。
    惩处“肇祸诸臣”是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又一重大事件，驻外公使们在此问题上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21日，当李鸿章电告杨儒自己曾密劾端王、庄王和刚毅时，杨儒在复电中甚表赞同，认为“极是扼要之图”。[1]（p153）但当李鸿章授意其“另劾误信邪匪招抚欺奏、致危宗社之”刚毅时，杨儒却以投鼠忌器为由婉拒。实质上是因为不了解清廷的真正意图。9月25日，清廷发布惩处纵拳“肇祸”诸臣上逾，将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革职；端王载漪撤差停俸，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书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30日，杨儒便在盛宣怀的授意下，以全体驻外公使的名义电奏朝廷，请求“皇太后、皇上上念祖宗缔造之艰，下孚中外臣民之望，搜索罪首，立于严惩”。[1]（p157）驻外公使的此次弹劾行动，对后来清政府加重对“肇祸诸臣”惩处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与惩办“肇祸诸臣”有关的是所谓清廷“幸陕”问题。联军占领北京后，为了控制清政府，极力鼓动清廷回銮，并作为开始议和的条件之一。不料，清廷于1900年10月1日由太原起程前往西安。就慈禧之意，原为太原清苦，不便久留，而在列强看来，不啻是故意迁避拒和，因此，谋阻“幸陕”问题，一时竟成舆论中心。10月3日，盛宣怀通过罗丰禄授意各驻外公使，“谋奏阻幸陕”，希望“各就情势分奏”。[1]（p187）5日，杨儒便电奏清廷，要求“速罢西迁，以息群疑而挽时局”[1]（p159）。清廷虽未因杨儒的电奏而回銮，但由此可以看出驻外公使们对清廷“幸陕”一事的态度。
    此外，驻外公使们还直接参与了李鸿章等人的议和活动。当时清廷致列强的国书和列强致清廷的国书，即由各驻外公使转达，清廷的许多决策亦以驻外公使的意见为依据。特别是杨儒，几乎成为李鸿章和维特的传话筒。和议开始后，杨儒还曾专门致电奕劻和李鸿章，提出四条建议，即：抵制广开门户；教士赔款宜有分别；此后教务，宜筹变通；议订条约，宜定年限。[1]（p168-169）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