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驻外公使与清末新政的发端
    对于清末新政，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但对驻外公使与此次改革的关系却鲜有涉及。事实上，清末新政从发端到展开，都与当时的驻外公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1900年9月14日，即清廷宣布变法3个月前，驻日公使李盛铎就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指出：“屡晤外部，皆言傅相奉旨在洋兵入城之前，现须另降一议和之旨，并派庆邸、公与荣相、岘帅会办。旨内须有引过词意，当可开议。并未有回銮方开议之说。如何引过？却未明言。以意度之，但言明臣工有蒙蔽袒匪之人，迟疑不剿，致猖撅招衅即可。俄德言严办主谋，亦指大臣。若仅黜遣，恐不足谢各国。第懿亲不加刑，亦各国通例。此外，款虽未详，大约偿兵费、改新政及都城酌驻兵等款势所必有。……以上各节，或外部面谈，或密探彼意。”[2]（p54-55）21日，李盛铎正式向刘、张二人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意思，即“中国须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国方能议和”。[2]（p56）10月1日，李盛铎再次致电张之洞，一方面通报日本政坛变动情况，同时指出：“然有此大转机，总当较易。但内政外交相表里，如能请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诏求通达中外人材，以待破格录用；酌改学校教育章程，人心内靖，则强敌外屈，为益尤大。”[2]（p57）稍后，他在致行在军机处的电奏中更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说：“五洲为一大战国，不能闭关自守，势难全用旧法。西人因我政治不同，非笑厌薄，召侮之由。拟请明降谕旨，采用泰西政治，饬各督抚条奏，以备施行。诏举通达中外时势人才，不论下僚、布衣、废员，均许保荐，以待破格录用。宣谕中外臣民，勿存满汉新旧之见，但能心存爱国，才足匡时，均可备朝廷任使，宜去畛域，共挽时艰，人心团结，外侮自却。”他还指出：“借才异地，古人所称。日本聘用西人为顾问，官多至数十，有议事权，无行政权，并无流弊。拟请先就美国聘用官数人，曰外部、曰警部、曰学部，为讨论交涉、保甲、学校之用，以待次第举行。此节不独联美，且示无排斥外人之意，彼族自当感动。”[7]（p778-779）这是清廷宣布变法之前驻外公使提出的最完整的变法主张。
    190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发布变法上谕。2月9日，盛宣怀将清廷变法谕旨（即蒸旨）摘录电达吕海寰、裕庚、罗丰禄、伍廷芳等人，随后又寄送了谕旨全文。6月26日，行在政务处经盛宣怀转电裕庚和业已赴德就医的杨儒，指出：“本处更定政要，择善而从。查西洋各国，变通政治，日异月新，允宜采资考镜，应请贵大臣将该国现在政治、学校、财政、军政、商务、工艺诸大政章程条例，分别择要译录，迅速咨送本处，以备采择。”[1]（p199）7月29日，杨儒上奏《变法条议》（注：书中所载上奏时间有误，应为1901年7月26日，以下凡引自本文者不再注明。）[1]（p205-217）。在该条议中，他提出了固封圉、求贤才、裕财用、整内治、重使务、集众长六项变法主张。
    所谓固封圉，主要包括：（一）建陪都。鉴于京师已在外人掌握之中，应在荆襄地区设置陪都，以备不虞。（二）设江防。即在长江下游江流狭处，两岸设置重炮，节节严防，辅以快船鱼雷，以护卫新都。（三）练陆军。各省分练精兵，并派遣武备学堂诸生学有成效者赴德、日等国，入其教习出身之学堂肄业。（四）满蒙特简重臣。鉴于西伯利亚铁路克日告成，陆路通商，强邻逼处，满蒙情形将从此一变，所以应派夙有重望、熟悉交涉之明干大员为满蒙陆路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及商务治税治军等事。（五）陇桂添练劲旅。甘肃回匪孔多，广西寇盗充斥，加之俄人里海铁路已通新疆，法人越南铁路已达龙州，旦夕路成，恐彼伺隙蹈暇。陇桂如能添练劲旅，既可搜罗亡命，又可备新疆之急，辅云南之防。（六）卫藏早筹办法。俄逼新疆甘肃，英踞印度缅甸，均有窥伺卫藏之意。达赖喇嘛近常遣人私聘于俄，英则屡遣人入藏探路，两国用意可知。与其吞并成为事实再与其理论，何如乘其未发先事预防，或改全境为行省，或造铁路通滇蜀，或与英俄订约准其辟道通商。
    所谓求贤才包括养之有道和取之有方。养之有道包括：（一）聘请西国名宿教导亲藩宗室宜讲求时务、通习政事。凡学有进益者，由皇上亲加考试出洋游学，以备他日之用。（二）凡民间自办学堂，如中西教习果系通才，学规课程果具条理，学生在百名外者，应准地方大吏上闻，其总理学堂之人，或赏授虚衔，或传旨嘉奖。各生学期届满，准呈送学政衙门，扃试中西学业，择优录取，作为生员，但取成材，不拘额数。（三）凡中华子弟曾在外洋大书院学成，领有凭照者，准其就近投各出使大臣，呈验凭照，面试所学，分别等级，随时奏请钦赐贡生、举人、进士名目，作为正途出身。（四）变通科举考试制度，但取明通，不尚词藻；另设实学之科，凡通晓各国语言文学、史学舆地、公法武备、算学格致、天文地理、制造驾驶等学，准其分门投考。
    取之有方包括：（一）重选举。选举之法：一政绩，二幕府，三上书。如有著作等身，名满天下者，亦准督抚访求荐举。（二）借才异国。此后除聘用洋员、洋匠、洋教习外，内自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各部大臣，外自督抚将军以及监司大员，均准其访聘外国通才，延为幕客，有事可备询谋，收集思广益之效，无事相与谈论，为周咨博访之资，不但赞益公事，且可借习外情化其成见。（三）取用老成。即于休废之中，择瑕不掩瑜、才堪大用者，录而用之。
    所谓裕财用主要包括：（一）出产。即将各项物产博采西法，逐事讲求，聘专门之家，成专门之业。（二）造货。不仅轮船枪炮宜逐渐精求，弗恃外购，即民间日用所需亦应仿造，工值既轻，运资又省，非但抵制洋货，亦可养工养商利。（三）学艺。先创工艺学堂，聘西匠以传其术，再遣工艺游学，分专门以尽其长。同时讲求机器之学。倘许以虚衔，或允以专利，天下之大，必有起而应者。（四）劝商。即订商务之律，设商务之局，遍询商家之疾苦不便，而善谋补救，博访商务之盈虚利弊，而力为主持。陈内地之产纵洋人观览，而谋所以畅销；购外洋之物资华人揣摩，而谋所以学制。海外富商派之为领事，可免病商。招商轮船推广至外洋以资运货，庶商利渐为我夺，商务不让人先。（五）保权。亦即保本有之权，并“改订律法，重定约章”，援日本成例，收回治外法权。（六）折漕。令各省将折漕之银与应发水脚一并解部，官俸兵粮折银发给，复招商运东南之米以实京师，免其纳税。（七）禁烟。由朝廷饬令出使英国大臣与英国政府协商，敦请其赞成中国禁烟，然后钦派专员赴印度与英总督妥筹办法，再赴英商订禁烟条约，逐年减少鸦片进口数量。同时详立禁种禁食章程，特简大员会同总税务司设局办理。务期于五十年内完全禁绝。
    所谓整内治包括：（一）专职司。各部大臣应擢自司员，各曹政事应责成长吏。延长京外大员的任期，开去部臣的兼职，假以事权，专其责成，去其牵掣，凡各部各省一切改弦更张之政，兴利除弊之图，期以三年粗具规模，七年大著成效，严泄沓苟且之罚，收群策群力之功。（二）删则例。各部则例宗旨，本以杜弊，而适便吏胥之弊，本以防欺，而转导仕宦之欺。刑律亦然。应饬下部臣分别删改，一归简明，限以字数，每部则例不得过若干卷，以后非新例不准援，无例可援，则随时请旨酌夺办理，庶内外无不习例之官，不致假手胥吏，而后胥吏可裁，弊端可绝，办事可速。（三）除积弊。为防止官员胥吏舞奸遂巧，应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公开财务。（四）筹荒政。即在秦、晋、齐、豫等省预造铁路，与他省肥饶之地四通八达，气脉一贯，以便丰年商贾往来，歉岁转输便捷。移民之法，宜于丰稔之区，略兴工筑，如开河造路之类，以工代赈，一举两得。（五）驭教民。即特简大员至各国专商教务，明订条约以示慎重。应商之事，大致不出《辛丑条约》谈判开始后杨儒给奕劻、李鸿章电报中提出的四条建议的范围。
    所谓重使务主要包括：（一）储才。即招聪颖子弟，于中西文字均已通晓、年在20内外者，作为学办交涉人员，在总署中专习各国公法条约洋文原书，及各国交涉成案，若干年后或补章京或先随使，内则由章京而总办，由总办而堂官，外则由随员而参赞，由参赞而公使，节次擢升。总署出使人员均作实缺，只准内外升调，而终身不出此一途，历练愈深办事愈熟，庶几章京参随无不习西文而通外务，堂官公使均能联与国而辑邦交。（二）修订出使章程。取英法德俄日本诸国出使章程，翻译全部，去其重复，并将历年内外诸臣所上出使条陈，一并饬下总理衙门核议，博采兼收，删繁就简，化除积习，修订新章。（三）汇刻中西文成案。中国与外国定约互换中西文约稿各一分，遇有辩论每以西文为准，以后各使馆及其衙门与外人办事往来文件，咨呈总署均应配送洋文。总理衙门每年岁终将本衙门及各使馆所办紧要公犊，中西文并列汇编档案，并将旧案一律补刊，发给本衙门办事人员及各使馆各督抚衙门，以备参考。（四）遣武随员。中国武备学堂及游学各肄业生中，如有品学兼优之人，应派赴各使馆充武随员，于外洋水陆兵备，既可参考讲求，与彼中武员及他国武随员亦资观摩联络。
    所谓集众长主要包括读外国之书，但又不能驱通国之人皆习西文，更不能强中年以上尽弃其学，所以只有多译书。译书包括官译、私译、译日本书和译报四项内容。
    杨儒此折在当时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全，之所以要介绍其内容是因为，这是驻外公使当时提出的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完整的变法主张；更重要的是，虽如杨儒自己所言，“非敢谓治理仅此数端，亦非敢谓所言尽属可采”，但其中的大部分主张，如编练陆军、鼓励民间办学，变通科举、仿造洋货、严禁鸦片、改订法律等后来在新政实施过程中均得以实现。一些主张如早筹卫藏、重订约章以保自主之权等在当时虽未能实现，但仍具有积极意义。换一句话说，在清末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驻外公使亦曾做出过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