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祖国争辩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驻外公使除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外，还发表演讲，撰写文章，“不断努力来减少因北京各国使馆久无消息对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影响”。[4]（p454-455）如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杨儒就曾应奥国弭兵社男爵苏德乃的请求，谈了自己对“此次衅端”的态度，并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指出：“此次中国乱事，实因民教之不和。查教士来华，原欲劝人为善，其意甚佳。无如中国善良之辈，均不愿舍己从人，其不可强之奉西教，犹各国人民不可强之奉孔教也。大凡入教者，多系无赖莠民，皆恃教为护符，争讼攘夺，欺压平民，积怨成仇，匪伊朝夕，一旦愤发，不可遏抑。”[5]（p244）杨儒的答复得到苏德乃的充分肯定，并被登诸报端，对欧洲各国了解事件的真相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并不是杨儒，而是伍廷芳。
    义和团运动期间，伍廷芳先后在美国发表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呼吁公正对待》、《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孔子的学说》、《孔子与孟子》（注：上述文章和演讲见《伍廷芳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6-122页。以下凡引自述诸文者均不再注明。）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讲，向美国介绍义和团运动的真相，介绍中国文化，极力为祖国争辩。
    在上述文章和演讲中，他首先讨论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他认为，东西方关系中的误解是由于西方人看不到东方国家的优点而造成的。他承认，19世纪西方各国在科学、知识和财富方面发展迅速，但不能因此便认为东方国家是野蛮的或半开化的。他指出，作为东方国家主要典型的中国，曾经有过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他也承认中国的文明在时间的对比中不合时代需要了，但同时指出，那种认为中国是固定不变的看法是不对的。他还运用物理学方面的定律来说明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并指出，没有理由去期待中国会在长期建立起并占统治地位的惯例中会自动在一瞬间起步，几个世纪以来的惯性必须首先克服。他公开反对“全盘西化”，指出，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相遇是两种社会力量的会合，我们期待的不是一种力量完全被另一种力量融合，而是靠两种势力相结合达到推动社会前进的效果。
    其次，他还探讨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武装侵略。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多次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战争。由于中国几世纪来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不懂得使用现代毁灭性武器，所以在争斗中得到的只是不利的后果。当和约签订时，中国只得同意许多条款和条件，给予外国人特殊的权利并支付战争赔款。他反问说：“设想如果你处在中国人民的地位，在这种经历之后，你会不产生仇恨，还对如此对待你的人怀着友好的感情吗？”
    第二，宗教侵略。他指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缔结的条约中，常有一条所谓“容许传教自由”。但这项自由是在“一声不幸的战争之后”迫使中国政府承认的。而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尽管大多数是“可敬的和高尚的”，但“他们的有些同事在极度热情地使中国人皈依他们的宗教时，行为是轻率的。”他运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指出，假定中国派出儒学卫道士到外国去，公开宣布为取得改变人们的信仰为目的，让这些卫道士们居住在纽约、费城、旧金山和其他城市，并在那里建庙宇，举行公众集会和开办学校，并且一开始工作就猛烈抨击基督教义，指责当地所重视的风俗习惯，或者故意去嘲笑当时的风尚；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将遭到石块、垃圾和臭鸡蛋的袭击。如果遇到这种场面，卫道士们便会发脾气，请求警察前来援助，向华盛顿的政府部门报案请求官方干预。我坚信卫道士们的这些行动是多么令美国人民不快，以致不得不结束他们的卓越事业。美国政府也必将颁布一条规定，公开宣称他们为令人厌恶的人。现在我们再听到中国发生反对传教士的骚乱也就不再觉得奇怪了。此外，他还对传教士包揽词讼等行为进行了揭露，并指出，“这就成了外国人在中国人中间不得人心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经济掠夺。他指出，作为世界商品市场，中国无可争辩地占据首位。中国对待所有国家都一视同仁，他们都真正享有最惠国待遇。但不幸的是人类天性永不知足，往往得寸进尺。现在轮到传教士来告诉我们：中国如果没有外国冒险家，就不会有涉外纠纷。他批评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取得财富的所谓文明人，并对文明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指出：一个文明国家应尊重别国的权利；同样，在社会上每个人有义务尊重他的邻居的权利。所谓文明，我的理解不是教人忽视他人的权利，也不赞成违反别人的意愿去攫取人家的钱财。在这19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如果对这样一个突出的对人基本权利的侵犯仍可以不受到惩罚，那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第四，对中国人的奴役和歧视。他指出，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不是经默许来到这个国家的，而是有一种权利来到并居住在那里。他们享有治外法权。他们认为自己是优等人。当他们发现这个国家的习俗和生活与自己业已习惯的不同时，不仅加以漠视，而且常以最无礼的方式对此发表意见，因此激起当地人的仇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行为也决不是堪称楷模的。中国商人和一般群众很少受到他们客气的对待。苦力、轿夫和仆人经常无故遭受外国人的拳打脚踏。这种不良行为常被谈论，而且极大地加剧了当地人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此外，近年来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则大大加剧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早已存在的怨恨情绪。
    复次，呼吁公正对待。1900年夏天驻京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驻华使馆期间，许多西方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歪曲报道，伦敦《每日邮报》的一位记者甚至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便对北京使馆区外国人的“最后几小时”作了如下描写：“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当他们最后一梭子弹打出去之后，他们的最后时刻也便到来了。但他们都视死如归。他们坚守在残破不堪的阵地上继续抵挡着中国人的冲击，直到在数量上完全被敌人压垮最终牺牲阵地上……至于夫人们，不消说，他们在这可怕的时刻是无愧于他们的丈夫的。他们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长时间、残酷的痛苦，都尽节而亡。”[6]（p171-172）当这篇杜撰的“报道”于7月16日刊出后，立刻在西方引起极大恐慌。次日伦敦《泰晤士报》即以《可怖的事实》、《在西方经历中无与伦比的暴行》为题，发表了关于北京外国团体遭到大屠杀的报道，该报社论中还发出“西方世界复仇的正义呼声”，呼吁“替他们报仇”。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天，即8月17日，伍廷芳在美国发表了《呼吁公正对待》一文。针对当时西方媒体的煽动，他指出：大量的残杀故事是根据不足信的材料编造的。“不幸的是，世界处于溺水者想抓住稻草的那种境地，人家都在惊恐与焦虑中等待着北京被困者的消息。每个人都认为，公使馆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持不了几星期，准备听到最坏的情况。”所以对上述报道便信以为真。他对西方各国对中国人的保证充耳不闻表示了极度的不满，指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流行的看法似乎是，中国人上上下下都不会说真话。我不否认在中国有时会遇到不顾事实真相的人；但这种缺乏道德的情况并非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所持有……中国人对这种普遍的特性并无专有权。”他要求那些捏造谎言的人出来公开道歉，“这样做就会部分地挽回他们所造成的损害。因为如果他们成功地让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失去了自制，就会使整个中华民族遭受十足的不公正，严重的后果可能就因他们考虑不周和鲁莽的意见而发生。”最后他警告说：“现在中国正经历着它历史上重大的危机。乱世易于产生狂热的感情。中国只希望得到别国公平和公正的对待。报纸上流传的有关最近中国各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报道，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害，因为这些报道使已很严重的局势变得更加难于收拾，在这报刊上充满危言耸听的文章的时候，人们在探究事实时特别应当慎重，而且要慢些做出结论……东方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和西方的完全不同，同样的原因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在燃烧的建筑物上浇水，可以灭火，向一罐硫酸浇水，则可产生大量的热，以致引起爆炸。”
    最后，对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进行分析对比。在分析中西方关系和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时，伍廷芳就曾将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作了对比。1900年12月，他应纽约道德文化社之邀，在卡奈基厅作了《孔子的学说》的演讲，再次对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作了比较系统的对比分析。《圣经》上曾说：“不要与恶性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对此，伍廷芳指出，这种极端化的教谕只适应于这样一种世道：违反教谕的人将比遵守的人更受尊敬。他认为在这方面孔子的学说更符合理性：“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这才是与人为善所需要的。《圣经》上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对此，伍廷芳说，他承认这是高尚而宽阔的情怀，但同时认为，这个世界的人将永远达不到那样的境界。“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或者说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正远远背离这些准则……就在这个时刻，一些传教士正在叫嚣血腥报复，基督教的军队正在破坏田园、焚烧城镇、村庄、家庭，不分年龄性别、不加区别地疯狂杀戮。抢走他们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他反问那些听讲的美国人：“你是否能爱那些杀了你的父母、毁坏你家园的人呢？”他指出，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人就没有那么苛求。“怨”就应该受到“直”的回报。言外之意，对基督徒的侵略，就应该予以坚决反抗。
    他也承认，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儒家学说是相通的。如《圣经》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人论断。”孔子也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认为二者大意相似；又如《圣经》上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孔子则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认为，这些话的意义完全相同。
    在对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进行比较后，伍廷芳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耶稣和孔子指点给人们的方向是相同的，实践的途径也是一致的。好的基督徒是好人，好的儒士也是好人。
    在演讲中，他还就儒学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并指出，儒学是一种和平的宗教，“这种学说的传播不是武力征服或侵略宣传的结果，它从不靠刀剑，也不靠教徒去争取信徒……儒学祈助于人类的同情心、共同利益、崇高抱负。它的威望的建立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人们心悦诚服地皈依”。言外之意，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因为它有一种和平的宗教。这对当时西方某些媒体抵毁中国人民的报道，无疑是最有力的驳斥。
    伍廷芳的演讲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时也引起一些传教士的不满。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此次演说提出批评。为此，1901年1月27日，伍廷芳在费城伦理学会上再次作了名为《孔子与孟子》的演讲，除介绍孔、孟的生平和学说外，还对上述指责进行了答复，他特别指出：“如果某样东西确实很好，那它就经得起批评，就像烈火见真金，越锤炼越明亮一样。所以，对世界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令人崇敬的基督教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批评，更没有必要害怕友好的比较。孔子的学说是宽恕。在它的发展史上，没有那一个异教徒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过，也没有发生过以它的名义发动的圣战。……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善良的东西，也有许多善良的宗教。所有的善不可能只存在于某一种信仰或某一种宗教中。”伍廷芳无时无刻不在弘扬儒家学说，抨击基督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