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驻外公使与交收东三省谈判
    在交收东三省谈判过程中，驻俄公使杨儒的贡献是学术界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清廷亲俄政策的影响，加之俄国政府的欺骗，杨儒在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俄国始终心存幻想，特别是在收回东三省问题上，最终拒签中俄协定，亦非出于自愿。同时也有必要指出，其他驻外公使在交收东三省谈判过程中亦曾发挥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驻日公使李盛铎，反对签约的态度尤为坚决，并直接影响到清廷的决策。
    或许是因为常驻俄国的关系，义和团运动期间杨儒对俄国政府始终心存幻想。如 1900年6月21日李鸿章令其探听各国是否把大沽之战作为“开衅”时，杨儒在回电中一方面肯定“其不作为开衅可知”[1]（p123），同时强调“刻下已成联俄之局”[1]（p124）。后来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他重申了这一点：“查乱事初起，英、法等国，均以调兵需时，请俄保护在华人民，俄集兵既便，且受各国之托，已成东方领袖。沽役俄伤人较多，倘俄易就范，他国便有迎刃之势，刻下已成联俄之局，舍此恐无良策。”[1]（p126）杨儒的上述看法，直接影响到清廷对外谈判方针的确定。如8月13日清廷就曾发布上谕：“李鸿章电悉，据杨儒原电所称，似俄亦有停战之意，自可先从俄国办起。”[1]（p144）因此，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府之所以执行亲俄政策，固然与慈禧和李鸿章的对俄态度有关，但与杨儒的对俄看法亦不能说毫无干系。
    1900年6月东北地区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开始袭击中东铁路时，杨儒曾极力主张坚决镇压，保护中东铁路。他曾多次致电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和黑龙江将军寿山，同时请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致电增祺和长顺，请保护中东铁路。他甚至把俄国出兵中国东北完全归因于清朝地方官员不能保护中东铁路。在9月6日致伊犁将军长庚的电报中，他就一再指出：“此次中外衅端，实缘不自靖乱……东三省先愿保护铁路，俄允不进一兵，嗣因奉、江两省自认无力弹压，俄始派兵保路，不与兵民为难，乃江省越界寻仇为先发之计，卒至省城被占，失地甚多，后悔无及。”“儒深知俄东省进兵，初非得已，其不欲再开边衅，确系实情。”他还极力反对伊犁军民筹备战守，一再告诫长庚“顾全大局”，“务乞通筹，勿令生疑，勿先肇衅，致蹈东省覆辙”[1]（p183）。9月13日，李鸿章在电报中提及俄国是否占据东三省时，杨儒又一再表示：“据地一节可请放心，儒与俄君臣诚信相孚，彼已一再声明不据东省寸土。又八月十二日俄宣告各国，亦云一俟地方平安，铁路无警，若他国并无牵掣，俄即撤东省之兵。英、德疑忌，固在意中，然我若不使俄为难，儒决其必不违诺。”[1]（p152）
    直到10月7日俄、德公使因不满清廷惩办“肇祸诸臣”的上谕而拒绝赴京谈判滞留天津时，杨儒才对俄国流露出不满情绪，说：“现我一切遵办，而俄、德作梗甚于英、美，情殊可恨。”[1]（p159）不过，10月底赴黑海与俄国政府谈判期间，杨儒仍对俄国政府抱有好感，他在10月25日致盛宣怀的电报中就说：“现俄君臣游此，儒来就商，与筹交还东省，事机尚顺。”[1]（p191）正是由于杨儒的亲俄倾向，俄国政府才要求清政府授予其全权大巨资格，在彼得堡谈判交收东三省事宜。
    1901年1月8日杨儒在与维特进行第二次谈判时，证实确有《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0日，他将章程内容电达奕劻和李鸿章，并指出：“此事果确，流弊无穷。倘彼挟此成见，东省不失而失。”[1]（p66）以后在与俄国政府代表谈判时，杨儒的确坚持了原则，最终迫使俄国政府同意将《暂且章程》“姑且作罢”[1]（p28）。但在中俄协定十一条的签字问题上，杨儒却不再那么坚决。1月17日，当维特在谈判过程中口头提出中俄协定十三条后，杨儒当即予以揭露，说俄国是“因利乘便，以力制人”。[1]（p11）但当俄方同意商改各条后，特别是于3月12日以最后通牒方式限其15日内画押后，杨儒便只有乞求、推诿而没有抗争，或者说已经接受了俄方的条件，只是朝廷没有明确表态，不便明说而已。他在3月14日致奕劻和李鸿章的电报中就说：“现约款既经商改，若必待各国排解，恐俄未必再让，转多一异日之酬劳，不可不虑。”[1]（p84）当刘坤一致电劝其“婉拒到底”时，杨儒更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说：“查外部初次约稿，允则各国争索利权，不分而分；不允则失地数省，效尤踵至，仍归于分。各国声言互商，迄无办法……凡初稿中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金州自治之权废除，蒙古、新疆矿路等节全行删去，满洲内地许我练兵，禁军火照公约，照成议，造向京一路，改去‘向京’二字，且声明因我背约允他国造山海关路以此酬报，此后将军肇事改革职为调离，内地巡捕兵与商数目加地方未靖以前一句，此兵不用他国人改只用中国人，铁路赔款加照公约赔款意旨。电旨共驳七条，计允其五，儒另驳数条，亦皆照允。论驳款情节，允者较重而未允者较轻……俄此举无论其果感于国书与儒之苦口或稍稍顾忌各国，已隐为拒各国地步。夫各国效尤，无非欲势力均匀，与其决裂而失东省，终成分局，何若小失权利，即效尤尚不致大损。故未改之前决不可允，因失利太大与失地同；既改之后情形稍变，因失利较小，终胜失地。若不允而失地，各国肯助我敌俄乎？直踵俄以分我耳！若谓俄肯拱手让地，决无其事。”[1]（p85-86）后来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杨儒重申了上述看法。只是由于反对声浪太大，加之军机处亦无定见，甚至推御责任，杨儒最终才未在约款上签字。
    在交收东三省问题上，其他驻外公使亦曾参与其中。其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驻日公使李盛铎。早在1900年8月13日，李盛铎即曾致电盛宣怀，指出：“蜚英馆呈密电本：东三省不保，则各国从前指定不割让之地均须用兵据守，瓜分之局遂成。英派兵至沪，正因俄攻东三省之故。欲免瓜分，欲保东南，必以拒俄为要著。连日各党暨同文会员均来言：华如决计战俄，则英、日当筹军械遣士官相助。铎告以如政府明言，即当据以上达，否则不便。顷佐佐木友房来言：俄与各国联军约救使，而别以兵夺地，为各国所大恨。中若移京津大军赴奉，可得英、日、美之助，德未可知，法当中立。铎谓：须停战，乃有办法。佐谓：各使未出，恐难止兵。但联军入京，中国退守，其祸尚轻。若俄据奉，则各国同时分裂，事不可问，轻重悬殊。且联军至京后，合纵必解。此时惟请廷议主持战俄，将俄人无理宣布中外，明旨决战，必为各国所许，款亦易成。一面仍商停战，略有眉目，移军北向，保全实多。并自任当纠合议员与政府力言，政府不能不允等语。窃思今日危局，正由寡助。我不战俄，未必得俄助。我战俄，尚可得二、三国之助。我不拒俄，英、日亦必拒俄。我不宣战，俄亦断不罢战。且北边失，则东南难保，所关尤重。”[2]（p46-47）14日，李盛铎再次致电盛宣怀，指出：“惟有西巡以存国体，保使以全人民，战俄以保土地。”[2]（p47）19日，李盛铎致电张之洞，指出：“保全、分割，各国之谋未定。若俄全据东三省，则势不得不分。救急之策，惟以战俄保东省为要著，且可得英、日、美之助，藉以图存。可否从速会禀，请拒俄，明旨决战，并饬北援之军直趋奉、吉。英、日喜有同志，合纵当立解，款或易定，此邦举国意见皆同。”[2]（p49）
    1901年3月初，清政府曾就签定中俄协定一事命罗丰禄、李盛铎、伍廷芳、吕海寰分别向英、日、美、德等国征求意见。 23日，李盛铎在通过盛宣怀转行在军机处的电文中不仅通报了日本政府的态度，而且指出：“据外部迭次所言，旁参中外舆论，画押之害极重，不画押之害究轻。伏望坚持，以保大局。”[2]（p60）同日，他在致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中也指出：“综观数事，画押害重，不画押害轻。惟有听俄撤约以保全局，此外似无他策。”[2]（p60）24日，李盛铎又专门致电杨儒，“务请勿画押，以保大局”[2]（p61）。可以说，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乃至军机处最后之所以能够反对画押，固然与日、英等国的态度有关，但与李盛铎的态度和运动也密不可分。当然，李盛铎的态度和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利益，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