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还有不少举措也表明了他扶持商业，鼓励通商的意念。
    （1）为贫困潦倒的商人重出商海想办法解决资本问题。朱明承元之后，经济凋敝，闾阎萧条，有许多人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能自存。朱元璋下令邻里相邦，共渡难关。在洪武五年五月诏告天下：“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今州县城市乡村，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俟有余赡，然后偿还。”（《明太祖实录》卷七三）这里的“工商农业皆听其故”，即是指，里中家道殷实人户借贷钱物给同里贫不能自存的人，以之作为营生资本，原来做工的做工，事农的事农，经商的经商，恢复其故业。等有余资后，一并偿还。此项法令，虽非专为商人而定，但商人也自然从这项政策中受益，部分商人因此而获得了营商的资本。
    （2）修建塌房，为至京经商的人提供贮存货物的场所。京师四方辐辏，人口稠密，军民所居房屋皆由官府拨给，“连廊栉比，无复隙地”。商人货物到京，或贮于城外民居，有的只能放在停泊江边的船上。牙人趁机为奸，操纵价格，商人不得不听其摆布，大受其害。朱元璋知道这种情况后，命工部在三山等门外濒水处，修建房屋数十间，名曰塌房。商人贩运货物到京，贮存于此，在缴纳商税后，听其自相贸易，牙人再难从中高下其手，商旅称便（《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一）。既为商人提供了贮货的方便，又免除了牙行对商人盘剥。
    （3）保护在外病故商人的财产安全。商人在外营商，远离故士，辛苦万状，生病死亡是常有之事。为使其身故后财产不致遗失，朱元璋做了周密的制度安排。洪武二年令，“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日月，月终各赴所司查照。如有客商病死，所遗财物别无家人亲属者告官为见数，行移招父兄子弟或已故之人嫡妻识认给还。一年后，无识认者入官。”（《大明会典》卷三五）客商住店，店主须登记其姓名、人数及起程日期。如客商病故，身边又无家人亲属者，店主报告官府，其所遗财物由官府通知客商父兄子弟，或嫡妻前来认领。这条材料虽说明洪武时期对商人控制极严，但也反映朱元璋对商人财产是予以保护的。
    （4）赋予商人建言之权。明初，朱元璋为治心切，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言书，讨论军国大计，商人也不例外：“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大明会典》卷七三）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商人在上书言事，上达下情方面，与地方官吏、在野贤人、有志壮士、农夫的同等权利，不许他人剥夺。可见，洪武时期的商人在政治上并未受什么歧视。
    （5）注意提高商人的文化素养和普及商业知识。在建明前，朱元璋非常重视对公卿子弟的教育，注重其人格的培养，他说：“公卿贵人子弟虽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命儒士能鼎、朱梦炎等修“公子书”，纂集古代忠奸事实。同时，他也认为，“其民商工农贾子弟亦多不知读书”，“宜以其所当务者直辞解说，作务农技艺商贾书”，用通俗浅近的语言讲解从事农工商贾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使这些孩子从小就懂得这些道理，为其将来从事的行业奠定一定的基础。1366年10月，在朱元璋尚征战犹醛之际，“公子书”及“务农技艺商贾书”修成了。朱元璋命立即刊刻发行。为奖励熊鼎、朱梦炎等儒士编书的功劳，特赐给他们白金五十两及衣帽靴等物品（《明太祖实录》卷二一）。王孝通先生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纂修于14世纪后半叶的“务农技艺商贾书”“实我国实业教科书最初之本”，开我国实业教育之先河。
    这些事实都说明，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中，“抑商”的成分固然存在，无法遽然加以否认。但“抑商”也概括不了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全部内涵。如一味强调“抑商”，对上述朱元璋保护商人利益、支持商业发展的措施，是很难予以圆满解释的。事实上，朱元璋的“抑商”，从言论到措施，与前代相比，已是大打折扣。如秦代，把商人与罪犯同列，看作一类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买土地，“敢犯令，没入田僮”（《汉书·食货志》）。至隋唐，尚有“工商不得仕进”（《资治通鉴·隋纪二》）的规定。这些在朱元璋的政令中已是见不到的了。至于韩非将商贾视为“五蠹”之一，看作社会蛀虫的言论（《韩非子·五蠹》），更是闻所未闻。相反，他对汉代群主贱商感到甚为不解。他说：“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审汉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来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皇明文征》卷二二）认为，商贾之士不可无，不能贱视之。那么，能不能说朱元璋实行的是重商政策呢？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传统的本末观在朱元璋的观念中仍顽固地存在，他依旧把商业视为末业，并体现在其施政的某些方面。用既抑商，又通商来诠释朱元璋的商业政策似乎更具合理性。朱元璋的商业政策是抑商与通商的奇妙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