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同样，一个时期的商业政策也是统治者观念的外化，它与执政者的商业价值观密切相关。这在专制社会尤其明显。因此，我们在分析朱元璋商业政策产生的原因时，有必要首先对他的农商理念作一鸟瞰。
    朱元璋本淮石布衣，出身贫苦，文化水平不高，但长期的政治、军事实践造就了他出色的才干。他深深懂得农业对国家兴衰、社会稳定的重要。尚在戎马倥偬的年代，即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说：“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明太祖实录》卷六）因此，1358年，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掌水利，修筑堤防，消除旱涝之灾。1366年，又对中书省臣说：“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军国之费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将农家业视为“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明太祖实录》卷一九）。明朝建立后，仍一如既往视农桑为衣食之本。他说：“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明太祖实录》卷五三）农业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社会稳定的基础。要保证农业这个国家之根本，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而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人口锐减，许多地方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有较多的农业劳动者，增加垦田的面积，就必须控制工商业人口的增加，防止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并不惜采取道德、法律的手段。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抑商的倾向。
    但朱元璋对商业的价值又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并给予了较高程度地肯定性评价。这一基本态度贯穿于他整个政治、军事生涯。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他就认识到发展商业对增强国力的重要。他说：“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明太祖实录》卷一一）认为，只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军用给足”（《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建明后，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缺一不可，只有四民各安其业，才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洪武十九年，在下达给户部的敕书中说：“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其业。”（《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朱元璋在这份敕书中相当明确地阐明，商与士农工一样，是重要的社会构成之一，虽各有不同的社会职能，但同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民食足，教化兴，必须发挥商业的应有作用。并对“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的现状感到深深地忧虑，要户部官员急加整顿。他在“御制到任须知”中还说：“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自不为非。”（《大明会典》卷九）商业在社会安定方面也有一定的功效。可以说，朱元璋对商业价值的认识还是有一定深度的。他不仅认识到商业对经济、政治的重要，还认识到发展商业对社会治安状况好转的积极作用。思维空间如此广阔，真不愧为一代名君！朱元璋对商业积极价值的认识如此充分，其通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不是偶然的了。
    但朱元璋的上述理念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现实中的“物质关系”在其头脑中的反映。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经济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很早就形成了农本商末的观念。宋元以来，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远非结构性变迁，自然经济仍占居着主导地位。明乎此，朱元璋的抑商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另外，宋元以来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可能对人们原有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冲击，也是我们在考察这个问题时，不应予以忽视的。宋以来，我国商品经济有显著的发展，城市市场繁荣，市镇勃兴，农村集市广布。商品经济比重增加，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不可能不给已经习惯静谧田园生活的心灵造成某种触动！向以深知民间疾苦著称的朱元璋也不可能感受不到这种现实的变动。于是，通商的理念就有了丰厚的沃壤，通商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还应该提及的是，朱元璋的抑商与明初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后，命将北伐，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元顺帝虽北遁，但尚保存了强大的军力，即所谓“元名亡而实非亡”。为抵御蒙古军队南下，在北部边境驻扎了大量的边防军。因馈饷劳民，遂命商人纳粟给盐（《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根据洪武实录的记载，朱元璋屡屡严申交通外番之禁，不许濒海民下海贸易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他们“诱蛮夷为盗”（《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是啊，北部边境漫长的边防线，已经够他头疼了，他不再希望海疆有事！但这确为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像一位心力憔悴的老人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海上势力的发展！
    总之，朱元璋抑商与通商的商业政策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有现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