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人世侯的家庭背景
    金末元初的汉人世侯，时人称为“诸侯”、“世侯”等，今人或曰“汉军世家”，而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大陆的研究者通常称之为“汉人地主武装”。其实，如果对《元史》、元人文集和金石资料的有关记载作一综合考察，即可发现汉人世侯的家庭背景具有多种类型[27]。
    一类是原金官吏或原金官吏子弟，如：刘伯林，济南人，金末为金威宁防城千户[1]（卷四八《刘伯林传》）；王玉，赵州宁晋人，原是金季镇守赵州的万户[1]（卷一五一《王玉传》）；杜丰，汾州西河人，原为金平遥义军谋克[1]（卷一五二《杜丰传》）；田雄，北京人，金末署军都统[1]（卷一五一《田雄传》）；张晋亨，冀州南宫人，其兄张颢同知安武军节度使事、领枣强令，他本人也并非原金官吏[1]（卷一五二《张晋享传》）；焦德裕，雄州人，其父焦用，仕金，由束鹿令升千户，守雄州北门[1]（卷一五三《焦德裕传》）；谭澄，德兴怀来人，其父谭资荣，金末为交城令[1]（卷一九一《谭澄传》、卷一六七《谭资荣传》）；阎珍，太原上党人，“及长，仕州县”[2]（卷二九《阎珍墓表》）；何实，其先北京人，其父何道忠仕金，为北京留守[1]（卷一五一《何实传》），赵振玉，利州龙山人，“幼仕州县”[2]（卷三○《龙山赵氏新茔之碑》）；赵仲，其“高祖某、曾祖某、父言皆涉书务农，不乐求仕”，本人在金之季年为本县小吏[15]（卷二八《赵仲墓志》）；平州王浩于金贞祐初任兴平军节度幕官，摄府事[9]（卷五七《王遵神道碑》）。从上述诸人的家庭背景来看，即使是原金官吏，在金朝的职官也并不高，仅是些低级官吏，有的虽出身于金中层统治阶级之家，其本人却不是金朝的官吏。
    一类是地主或富农出身者，如：史秉直，燕之长清人，家庭“以财雄乡里”[7]（卷一○九《史秉直神道碑》）；济南张荣，历城人，为一富农[16]（卷一六《济南公世德碑》）；靳和，太原汾州人，“家饶于财”[15]（卷二六《靳和道道碑》）；张子良，范阳人，大父张臣甫“恤贫乏，乐施予”，当为一富户[2]（卷二八《张子良先德碑》）；信亨祚，上谷人，后徙须城，其祖、父“以资雄乡里，有万千之目”[2]（卷三○《信亨祚神道碑》）；杜泉，广平曲梁人，“以财雄乡里”[10]（卷一六《杜泉神道碑》）；朱楫，泰安州人，其祖父辈“力穑致富，聚而能散”[9]（卷五二《朱氏世系碑铭》）；高冈，石州人，“世世孝悌力农，以德以勤，遂以土田缗钱雄乡里”[10]（卷一六《高冈神道碑》）；王汝明，燕人，家庭背景比较复杂，其祖父某，贷圣安寺钱千缗，“遇赦，卒还之”，其父好问明经，三赴殿选试，补御使台椽，“有能名”，昆季五人皆克家厚于资，王汝明本人则“独以远业自期读书，耻无用之学”[8]（卷五《王汝明神道碑》）；张弼之祖有“善富”之称[17]（卷一一《张元帅墓志铭》）；隰州曹元亦为一富农[2]（卷二九《曹元阡表》）。
    一类是出身普通农家者或一般儒士家庭，如：王珍，大名南乐人，“世为农家”[1]（卷一五二《王珍传》）；杨杰只哥，燕京宝坻人，“家世业农”[1]（卷一五二《杨杰只哥传》）；乔惟忠，易州定兴人，“世为农家”[2]（卷二九《乔惟忠神道碑》）；张柔，涿州定兴人，“世力农”[1]（卷一四七《张柔传》）；董俊，真定藁城人，“少力田”[1]（卷一四八《董俊传》）；严实，泰安长清人，曾“落魄里社间，不自顾籍”，亦尝“以事被系”，实出身于一普通农家[1]（卷一四八《严实传》）；李全，潍州北海人，“农家子”[32]（卷四七六《李全传》）；王义，真定宁晋人，“家世业农”[1]（卷一五一《王义传》）；邸顺、邸琮，中山曲阳人，“世业农”[8]（卷五《邸琮神道碑》）；石珪，泰安新泰人，“世以读书力田为业”[1]（卷一九三《石珪传》）；攸哈剌拔都，渤海人，“世业农”[1]（卷一九三《攸哈剌拔都传》）；孙善，真定武强人，祖、父皆“业农穑粟”[6]（卷四《孙善墓志铭》）；郝亮，新安涞城人，其父郝德昌“起自行武”[8]（卷五《郝德昌神道碑》）；王得禄，北京兴中府人，“世为农家”[2]（卷三○《王得禄墓铭》）；张荣祖，真定获鹿人，其父辈以上“三世在野”[2]（卷三○《张荣祖之碑》）；毕淑贤，大兴府永清人，“大父某，父某，皆以农为业”[2]（卷三○《毕淑贤神道碑》）；李平，邯郸人，“祖考皆隐于农”[10]（卷一六《李平神道碑》）；袁湘，太原临泉人，其家庭背景也比较复杂，高祖亨“隐德农亩”，曾祖迪业儒，祖企京“有父风”，父铎“克世其家学”；史千、谢天吉、周献臣则出身于儒士之家[5]（卷一七《袁湘神道碑》）[15]（卷三三《史千神道碑》、卷二九《谢天吉神道碑》、卷二七《周献臣神道碑》）[2]（卷二二《周鼎墓表》）；王善，真定藁城人，其父王增尝监本县酒务，后归田里[14]（卷一五《王善神道碑》）；张安宁“起天亩间”，跨弓刀以角逐于分崩离析之际，出入行阵[15]（卷二四《张安宁墓表》）；王兴秀之祖考“皆农蠡之博野宋村”，其本人“生二十年，而劳苦耒耜”[5]（卷二一《王兴秀神道碑》）。
    还有一部分世侯，主要是中小世侯，史籍对其家庭出身语焉不详，如大宁义州人李守贤、辽东川州人刘亨安、昌平人张拔都、东平齐河人刘通、大名冠氏人岳存、济南历城人刘斌、涿州涞水人赵柔、真定平山人王守道、泽州阳城人郑鼎、汾州平遥人梁瑛、济南人孙庆、易州涞阳人卢德元、泽州晋城人段直、昌平人郝和尚拔都[1]（卷一五○《李守贤传》、《刘亨安传》，卷一五一《张拔都传》，卷一五二《刘通传》、《岳存传》、《刘斌传》、《赵柔传》，卷一五三《王守道传》，卷一五四《郑鼎传》）[15]（卷三一《梁瑛神道碑》）[2]（卷三○《孙庆墓碑》）[8]（卷五《卢德元行状》）[6]（卷四五《段直神道碑》）[18]（卷一○《郝和尚拔都神道碑》）[15]（卷二六《吴信碑》）等等，此类人所在多有。史籍虽未记载此类人的家庭背景，我们亦可推知其大概。中国古人尊崇祖先，重视编写家族谱系，如果他们的父祖辈中有为官者或“雄于财”者，他们的碑传中不会不加记载，而且还会加以渲染。因此，此类人当大多出身于普通民众之家。将汉人世侯统称为汉人地主武装，未免失之偏颇。当然，当一些平民出身的武装头目“由鼠而虎”变为世侯，上升为地主阶级后，其政治态度也会发生改变，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
    蒙古国时期的汉人世侯绝不仅仅上面所述见于史籍记载的六十余人，另有许许多多的中小世侯或因对抗蒙古而湮没无闻（如李璮部属），或因史籍散佚而事迹不彰，或因事功不显而无文人为其作碑志。对他们的家庭出身，我们也就难知其详了。
    中国古代有聚族而居的传统，汉人世侯的家庭背景就有了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有许多出身于大宗族之家。战乱之时，大宗族之家更容易组织人力自我保护，所谓“平居非强宗，世乱受凌暴”，“当天下草昧，非强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6]（卷三《叙节妇贾韩氏事》、卷四《孙善墓志铭》）。富家大族，往往资财雄厚，可以招兵买马，如隰州曹氏以资雄乡里者累数十代，故曹元能于贞祐兵后“具牛酒集壮士，得千人”[2]（卷二九《曹元阡表》）。张柔初起家聚族党千余家，史秉直家百余口[1]（卷一四七《张柔传》）[7]（卷一○九《史秉直神道碑》），赵天锡家为大族，邸顺初起家时“会宗族”、聚乡人豪壮数百人[2]（卷二九《赵天锡神道碑》）[6]（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卷五《邸琮神道碑》）等等。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汉人世侯的个人素质，诸如豪爽侠义、多谋略、善骑射。如此则有号召力，“人或赖之”、“乡人倚之以为重”[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卷五《邸琮神道碑》），如杨彦珍质而义，沉而信，修干有力，弛马引强，乡里及旁县豪吏奔走服属之，队伍发展至二万余众；宁晋王义素宽仁，材智足以保众成事，县人遂推举他为万夫长，摄行县事；涞水刘伯元、蔡友资、李纯等各聚众数千，闻赵柔信义，共推赵柔为长；景州群侠少恃贾德之勇，往往依附为用；谢天吉有“宽人之度”，乡人附者数千人[5]（卷一八《杨彦珍神道碑》）[10]（卷一八《王义行状》）[1]（卷一五二《赵柔传》）[9]（卷四七《贾德行状》）[15]（卷二九《谢天吉碑》）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