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人世侯的政治动向
    金主播迁汴京之前，汉人武装降蒙的并不多，主要有刘伯林、史秉直、夹谷常哥等。刘伯林降蒙最早，《元史·刘伯林传》：“壬申岁，太祖围威宁，伯林知不能敌，乃缒城诣军门降。”在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迫于重围”而降蒙。刘伯林降蒙后，太祖“以原职授之”。刘伯林即“选士卒为一军”，与契丹人耶律秃花同征讨。《牧庵集》卷一六《夹谷龙古带神道碑》记壬申年十一月，“金主遣使啖以大官，冀其或贰，可复失地，定襄公缚使以闻。”“定襄公”即与刘伯林一起降蒙的女真人夹谷常哥，“定襄公”是其谥号。据此可知，刘伯林降蒙后，金廷曾遣使招附，而刘伯林不为所诱，死心踏地为蒙古攻城略地。
    史秉直之降蒙，实为保全宗族性命。木华黎先以史秉直长子史天倪为万户，统诸降卒，以史秉直管领降人家属，屯霸州，以史秉直之弟史怀德领其黑军隶帐下，署史怀德之子史天祥都镇抚。史进道则隶木华黎帐下。史氏一门数将领随蒙古征辽东西、中都、河朔。乙亥年，金北京降蒙后，木华黎承制以史秉直为行尚书六部事，史进道先为义州节度使，后留守北京，“管领北京勾当”，史天倪升右副元帅。庚辰年，木华黎又承制以史天倪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真定；史天祥为左副都元帅，并兼利州节度使等[1]（卷一四七《史天倪传》、《史天祥传》）[19]（卷一六六《史进道神道碑》）。窝阔台即位之初，史天泽即为汉军“三万户”之一。史氏一门或为地方长官或为方面将帅，以后一直对蒙廷忠心耿耿，为蒙古灭金灭宋立下了汗马功劳。
    金主迁都汴京前后，降蒙的汉人世侯还有王义、邸顺、董俊、赵迪等[30]，这几个人的碑传在叙述他们降蒙时只说木华黎南下时，率众降蒙，不详其细节。其实个中原因也应该和史秉直一样，在大军压境的情势下，为保全室家和宗族性命不得不降。
    汉人世侯之兴起，集中在金宣宗迁汴以后，所谓“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多如牛毛”[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由于这一时期蒙古军的大扫荡只是掳掠人口、财物，并不占领所攻下城邑，而旋即北还，更由于许许多多的乡兵长（或称酋长）初始动机是抗蒙自保，所以他们最初的政治动向是朝向金朝的，他们收复失地，接受金朝的收编，金朝也对他们委以大小不等的官职。《圣武亲征录》（乙亥年，贞祐三年）：“上遣脱脱、栾斡儿必帅蒙古、契丹、汉军南征，降真定、破大名，至东平，阻水不克，大掠而还。金人复收之。”所谓“金人复收之”的“金人”，主要指这些乡兵长[28]。“在金叔世，宣宗蹙国播汴，河朔豪杰，所在争起，倡纠义兵，完保其乡。金訹以官，冀赖其力，复所失地。”[5]（卷二二《荣祐神道碑》）这条史料亦可说明河朔及山东西部地区武装初起家时的政治动向是朝向金朝的。许多后来成为蒙古国和元初典型、比较典型的汉人世侯起初也是归附金朝的，并接受金朝的官封。如前述张柔、严实、何伯祥父子、王义、赵迪、乔惟忠等。
    但到蒙古侵金战争的第二阶段，成吉思汗亲率军西征的同时，对金统治地区不仅抢掠财物，掠夺人口，而且攻城夺地，以期实现其长久的统治，因此蒙古更着重利用投降他的汉族军事武装与附金汉族军事武装展开争城夺地的激烈战争。1217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西征，任命木华黎为国王、太师、天下兵马大元帅、都行省承制行事，率蒙古、契丹、汉诸军南征。此前降蒙的汉人将帅刘伯林、史天倪、契丹将帅耶律秃花、石抹也先、石抹孛迭儿等各率万人以上部队随木华黎征伐[29]，王义、邸顺等在河朔一带也与附金的汉人武装展开攻城夺地的斗争[1]（卷一五一《王义传》、《邸顺传》）。木华黎率军征金的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汉人世侯背金降蒙。《青崖集》卷五《段直墓碑》说：“及天子命太师以王爵领诸将兵来略地，两河、山东，豪杰并应。”所谓“并应”，当然是隐讳的说法，大批汉人武装纷纷降蒙，却是事实。
    前已言及，金朝对河朔、河东一带“义军”实行招附政策，并对他们委以一定的职官。为什么那些接受金封的豪杰、固守自保的乡兵长纷纷降蒙呢？其实与史秉直等一样，那就是对面蒙古大军压境、不降便性命难保之时，出于人的原始本能--对死的恐惧、对人生的贪恋而降蒙。
    其次是蒙古的招降政策，降蒙的原金官吏，官复原职；归降“义军”，根据其人口、兵力、地盘封以相应的职官。而且，降蒙的汉人武装头目还可以“随所自欲而盗其名”[24]，以名正言顺地招降、收编其他固守堡寨的乡兵。《牧庵集》卷二五《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金既播汴，太祖徇地，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僚属听自置，罪得专杀。”而且“守令”皆可世袭。另外，这一时期，金朝在河朔、山东一带控制的地盘陆续丧失，而蒙古控制的地盘逐渐扩大和巩固，在此形势下，附金的汉人武装背金降蒙，可以说是“识时务”的选择。
    蒙古人还有使汉人世侯死心踏地归附他们的方法，即纳质。如张柔降蒙后，“其散卒稍稍来集，主帅恐公（张柔）为变，质二亲于燕，公叹曰：‘吾受国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顾忠孝不两立，姑为二亲屈。’遂委质焉。”[23]（卷六《万户张忠武公》）此后，在征金、灭金、征宋、灭宋、与阿里不哥之战以及平定李璮叛乱过程中，张柔一门对蒙古一直忠心耿耿，恐怕与其二亲在蒙廷为质关系甚大。张柔降蒙的同年，其部将何伯祥、乔惟忠、聂福坚等亦率众降蒙。他们此后一直对蒙古忠心无贰，张柔家族“百战立功”，其功劳甚至超过真定史氏[11]（卷一四《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
    在河北地区，1217年，刘伯林、萧也先攻蠡州，蠡州博野人王兴秀撼三十余村之民，集壮士数百辈出蠡疆迎刘、萧两大帅降。王兴秀降蒙之事，颇能反映大多数降蒙世侯的心态。在蒙古蹂躏山东、河北后，“金不能国，可必亡”，金朝的灭亡大势已定，“民既困征求之繁，馈餫人畜，杂死道路，至不赖生”，金朝政府的征敛又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也就失去了民心。所以当“大兵又至”时，人民自然会想到“今已委身饵敌，暴骨草野，且吾君已弃民，民尚谁死哉”[5]（卷二一《王兴秀神道碑》），也就不愿为“弃民”的金朝统治者殉命，所以降蒙。王兴秀降蒙后，随征河北、山东地区，由新军千户而升万户。1217年降蒙的另有王玉，领本部军从攻邢洺、磁三州与济南诸部，又从攻河东诸州郡。乙酉年，史天泽击败武仙后，王玉权真定五路万户。[1]（卷一五一《王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