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人世侯起家的初始动机
    以往对汉人世侯的研究，既以汉人世侯军队就是地主武装为前提，对汉人世侯起家初始时的动机，自然也就以为是与“盗贼”（指农民起义--笔者按）对抗。事实上，汉人武装之结集，主要是为了避兵和抗蒙。在蒙古兵长驱直入、“所向摧陷”、肆意杀戮焚毁，金朝统治瓦解、“州县残破”、军队南撤、“天兵北来，人无所安息”[15]（卷二六《隰州刘氏先茔碑》）的情况下，无论是势家大族还是“元元之民”，都面临着性命不保的危险，出于原始的生命本能，人们最先要做的就是避兵和自保。避兵，首先是避蒙古兵，其次是避金兵和土兵，以及杀人劫货的盗贼。正如虞集在《曹文贞公文集序》中所谓“据要害以御侮，立保障以生聚”。[11]（卷三一）
    刘祁《史秉直神道碑》：
    当天兵南下，所向摧陷，公（史秉直）与其亲族谋曰：“今兹丧乱，血流成河，吾家百余口，何以自免？若散匿数处，或可得生，不然，无遗类矣。”既而知降者得免，乃复议降。[7]（卷一○九）
    史氏武装是在降蒙后组成的，目标是随蒙古军攻打金军和附金的汉人武装，但从《史秉直神道碑》亦可看出当时金朝民众对蒙古兵的恐惧与避蒙古兵及自保的普遍心态。癸酉年，蒙古东路军至山东，攻下益都、淄、莱、密诸城，“（李）全母及其兄死焉”，李全“与仲兄福聚众数千”[32]（卷四七六《李全传》），组织武装。李全初起家时的动机，除了抗蒙自保，别无解释。严实最初从军是在癸酉年蒙军分略山东、河北之后，金东平行台调民为兵，因严实为众所服，署为百户[1]（卷一四八《严实传》），可见严实初起家时的目的是抗蒙。严实的重要部将如阎珍初隶金上党公张开麾下，毕淑贤起初被金益都宣抚使田琢署为军中都统，孙庆贞祐初挈家往依严实于青崖山，王得禄于贞祐癸酉以骑兵从锦州将王守玉守东平，信亨祚于贞祐兵兴之时，以良家子隶军籍，从金平章政事萧国侯公镇天平[2]（卷二九《阎珍墓表》，卷三○《毕淑贤神道碑》、《孙庆墓碑》、《王得禄墓铭》、《信享祚碑》）。其动机无一不是抗蒙。张柔于金贞祐间，河朔扰攘之时，聚族党数千家，壁西山东流埚，选壮士，团结队伍以自卫[1]（卷一四七《张柔传》）。张柔所避之兵就是蒙兵，当然也有乘时而起的土兵。乔惟忠从张柔聚族属、乡曲，保西山东流埚，别自为一军。1218年，蒙军出紫荆口南下，张柔马跌被执，而乔惟忠不知，“其守东流者如故也”，“大帅以张公（柔）至埚下，谕公（乔惟忠）使降。公盛为御备，日战数十合，力尽乃降”[2]（卷二九《乔惟忠神道碑》）。虽然张柔与其他义军有摩擦、斗争，其主要动机、目的，非“御盗”，而是自保兼保金国也。赵天锡之父赵林，贞祐之季中原受兵，以乡豪保冠氏县有功，大名主帅用便宜授县令，所统三州十一县义军，“殁于王事”，即为保金朝而死。赵天锡兄赵显、弟赵颙皆封授金之低级军官。赵天锡本人始弱冠，即“入粟佐军”，此“军”即抗蒙“义军”，后为县城防控属，“大朝兵势浸盛，避于洺水，后以冠氏令避桃源、天平诸山”。“大朝兵”即蒙古兵[2]（卷二九《赵天锡神道碑》、卷三○《冠氏赵侯先茔碑》）。张子良，“初大安兵兴，公（张子良）以材选为军中千夫长”，“大安兵兴”，即指蒙古初侵金，则张子良初始之动机亦为抗蒙[2]（卷二八《张子良先德碑》）。赵柔，“金末避兵西山，栅险保乡井”[1]（卷一五二《赵柔传》），显然是避蒙古兵自保。攸哈剌拔都，金末避地大宁，“国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屡夺大营孽，又射死其追者”[1]（卷一九三《攸哈剌拔都传》）。“国兵”即蒙古兵，“大营”则指蒙古兵营。清州张荣于金主迁汴的甲戌年（1214）年“以武勇选守燕都”[10]（卷一六《张荣神道碑》）。金贞祐间，边事急迫，藁城令树靶募兵，射中者，拔为将领，“众莫能弓，独公（董俊）能挽强，一发破的，遂将所募迎敌”[33]（卷七○《藁城董氏家传》），此“敌”即蒙古军。靳和于“贞祐之乱”时“以富室□（当为子）从军于绛”[15]（卷二六《靳和神道碑》），靳和从军的目的当然是抵抗蒙古兵。周献臣于蒙兵攻破雁门关，“游骑骎骎而南”之时，“慨然聚里人戚属避南山之隅”[15]（卷二七《周献臣神道碑》）。丁丑（1217）蒙兵围雁门，游骑及县境，金人弃城奔溃。城中遗民共推王兆和刘会同领县事，谋走南山，栅险自保[15]（卷三○《王氏世德碑》）。石珪于“金贞祐南渡，兵戈四起”之时，“率少壮，负险自保”[1]（卷一九三《石传》）。其它一些世侯的碑传虽没有明确说明他们避兵、抗蒙的意思，但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也大多是避兵或抗蒙。也有一部分汉人世侯初起家时的动机是乘时以摄取富贵。
    有不少汉人世侯的碑传在记述碑传主起家时，往往说是与“盗贼”作斗争而起家。以往论述这一问题者，见到“盗贼”字眼，便说是农民起义，这种观点是不确当的。我们认为，所谓“盗贼”，大多应是敌对集团之间的相互指责，如蒙古军与金军之间，附蒙的汉人军事集团与金军、未降蒙的乡兵之间，乡兵与乡兵之间。如《东平王世家》记石天应被杀事，“是岁（1223），群盗陷河中府，杀权行台石天应。未几，贼烧民府舍遁。”（圈点为笔者所加）。又《行录》云：“初，天应闻中条山贼侯七、侯八欲夜攻袭其城，即遣部将吴权府领兵出东门……”[23]（卷一《东平鲁国忠武王》），而《元史·石天应传》云：“秋七月，遂移军河中。既而金兵果潜入中条，袭河中。”径称侯七、侯八的军队为“金兵”。附金的所谓“义军”，虽抗蒙，也有“盗贼”的特点，如金末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胥鼎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趣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31]（卷一○八《胥鼎传》、《紫山集》）。卷一八《王义行状》：“金卫绍王遇杀，天兵南下，宣宗失燕走汴，河北郡县，虽开设守令，而政治威令解驰沮丧，土寇四起，力不能至，弱肉强食，互相残贼奔窜，莫知所依。”“土寇”正是所谓蜂起的乡兵、“豪杰”中的一部分，他们相互间称对方为“盗贼”。各乡兵之间的残贼、争战，又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苦难，对社会生产力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时河朔诸豪并起，各以力相雄长，生民靡灭几尽。”“时诸方州皆事屠并，争地杀人，不恤其民。”“遗民自相吞噬殆尽”[8]（卷五《卢德元行状》）[4]（卷三六《何伯祥神道碑》）[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自相吞噬的遗民之间相互也是以盗贼相称的，如张柔、靖安民与贾瑀之间，王善降蒙前与武仙之间等。[1]（卷一四七《张柔传》、卷一五二《王善传》）。
    其次是土豪恶霸以及流氓歹徒之辈，即所谓“草贼”。如《紫山集》卷一六《杜泉神道碑》记载的，“甲申（1224）夏五月，东山草贼奄至城下，所过烧毁室庐，驱掠人畜。”史籍记载的“乘乱剽斥”的“群不逞之徒”，“凶焰可灼，里陌为萧条”的“群盗”，“食人肉”、“析骸骨”的何运副辈[2]（卷二九《曹元阡表》）[9]（卷四七《贾德行状》）[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强盗，其性质决不是农民起义。许多汉人世侯正是在与“盗贼”的对抗中兴起的。因此，史籍中所谓“招抚”，只是已附金或降蒙的武装对归附敌对方和尚未归附任何一方、固守自保的武装（大多数是乡兵）的招抚、收编。当然，反抗民族压迫、封建统治的也有，如一部分红袄军即属起义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