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年间，大难临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居然内斗不已。这并非海外奇闻，当时人早已认定：“靖康岌岌，外猘内讧”[1]（《宋公暎墓志铭》）；“靖康之世，大病有一”，即徽、钦“两宫之间不能无间言也”[2]（《强国本札》）。宋高宗明知乃父、乃兄“父子之间，几于疑贰”[3]（卷一百七十七，绍兴二十七年八月甲午），出于维护其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他尊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并解释说：“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闻”[4]（卷一，建炎元年五月辛卯）。所谓“仁孝”，实属哄骗臣民的虚言假语[5]。
    一兄弟阋墙
    靖康内讧无非是徽宗后期皇位继承权之争的延续和发展而已。早在政和、宣和年间，徽宗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厚此薄彼，赵桓、赵楷兄弟阋墙，权要卷入其中。
    （一）徽宗偏爱赵楷
    预立储君的制度确立于西汉时期，其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然而，这条原则弹性极大，此后舍嫡立庶的事情屡见不鲜，废立太子的现象不时出现。政和、宣和年间的问题在于：徽宗个人的特殊感情与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发生冲突。赵桓即后来的钦宗虽然是徽宗的嫡长子，但徽宗的爱子恰恰不是赵恒，而是三子赵楷。
    在徽宗的皇子中，仅有赵桓一人系嫡出。他生于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其生母王氏是徽宗的第一位皇后。对于赵桓，徽宗起初相当喜爱。然而其生母王皇后不久即失宠[6]（《后妃传下》），并于大观二年（1108年）九月含恨而死。赵桓长大成人，每忆及此，心中隐隐作痛。政和五年（1115年）二月，徽宗按照常规，将赵桓立为皇太子。此后，徽宗究竟有无废立储君之意，当时人的答案截然相反。一说：徽宗“仁慈，本无移易太子之意”[7]（《上皇帝万言书》）。其根据在于：两年后，徽宗立郑氏为皇后，是由于“郑无子”；不立其他嫔妃为皇后，是因为她们“皆有子，立之，恐东宫不安”。照此说来，徽宗似乎竭力维护赵桓的太子地位。然而郑氏于大观四年十月正位中宫，赵桓立为太子是四年后的事。此说不可信，显而易见。另一说：“道君（即徽宗）尝喜嘉王（即赵楷），王黼辈尝摇东宫”[8]（《本朝四》），则颇有依据。
    赵楷生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一月，大观二年正月进封嘉王，政和八年闰九月改封郓王。他最受徽宗钟爱，据说是由于其“母王妃方有宠”[6]（《郓王楷传》），其实似是而非。赵楷的生母王贵妃与郑皇后原本都是宋神宗向皇后近前的宫女。徽宗即位后，向太后“以二人赐之”。起初，“郑、王二妃方亢宠”，但郑氏“有异宠”。从进美人到封淑妃、迁贵妃，王氏均晚于郑氏。郑氏此后被立为皇后，而王氏则以贵妃终其身。何况大观末年、政和初年徽宗宠爱的嫔妃既非王贵妃，亦非郑皇后，而是郑皇后的养女、死后被追封为皇后、谥号为明达的刘贵妃。政和三年七月刘贵妃死后，徽宗最宠爱的嫔妃则是刘贵妃的养女、生前被目为九华玉真安妃、死后被追封为明节皇后的又一刘贵妃。事情很清楚，赵楷10岁以前，其生母已不再是其父皇的宠妃。
    然而，赵楷本人确属徽宗最钟爱的儿子。其原因在于他的性情和爱好与其父皇相近，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才华较为出众。词臣在亲王进拜制书中，秉承徽宗旨意，一再夸奖赵楷“学造渊深”[9]（卷三十三）。这类官样文章虽然不足为凭，但南宋人邓椿同样称赞他“禀资秀拔，为学精到”，“多土推服，性极嗜画”，“时作小笔花鸟便画，克肖圣艺。乃知父尧子舜，趣尚一同也”[10]（卷二）。所谓“父尧子舜”虽属吹捧之词，但其父子“趣尚一同”则近于事实。赵楷还是清人厉鹗《宋诗纪事》所著录的独一无二的宋朝亲王。赵楷的才华不及其父皇，其花鸟画的缺陷在于“用墨粗，欠生动”[11]（卷三），但他在其兄弟当中，实属鹤立鸡群。徽宗于政和八年三月，诏“嘉王楷令赴集英殿试”[12]（帝系二之二十），让他到大庭广众之中去显示才华。考官极尽奉迎之能事，果不出徽宗所料，赵楷唱名第一。赵楷中省元与宦官梁师成中进士一样，均属史无前例的稀罕事。当时人指出：“内臣及第，始于梁师成；亲王及第，始于嘉王楷。”[13]（卷一）徽宗一面降诏以示谦让：“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为榜首。”[12]（选举八之三九）一面指使词臣，趁机大肆吹捧赵楷，“条万言之对，挥笔阵以当千；发内经之微，收贤科而第一”[9]（卷三十三）。这些过分夸张的言词，实有为赵楷取代太子赵桓制造舆论之嫌。
    徽宗尤其钟爱赵楷，表现在各个方面。赐宴大臣总是让他出席，如在保和殿曲宴蔡京、王黼等大臣，皇子之中仅有赵楷一人在座。幸临蔡京第宅，仍由赵楷作陪，而“太子却不在”，以致人们不免揣测徽宗“已有废立之意”[8]（《本朝四》）。政和六年二月，赵楷官拜太傅，实属破例。后来陆游指出：“皇子乃复兼师傅，自嘉王楷始。”[14]（卷六）赵楷虽然按照惯例，已于政和八年（1118年）闰九月，18岁时，迁就外第，但徽宗特许其“出入禁省，不复限朝暮”，并“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6]（《郓王楷传》）。徽宗还不时亲临其府第，康王赵构便曾跟随其父皇，“习射于郓王府”[5]（卷一，建炎元年五月庚寅）。宣和五年（1123年）七月，王黼等大臣上表，为徽宗上尊号，“自是内外群臣，皇子郓王楷以下，太学诸生耆老等上书以请者甚众”[12]（礼四九之二三）。在皇子当中，领头的居然不是太子赵桓，而是郓王赵楷。足见，徽宗、赵楷父子关系之亲密超乎寻常。
    徽宗尤其钟爱赵楷，还表现在破例让他担任实职。按照宋朝典制，“宗室不领职事”[15]（附录卷一《行状》）。徽宗在政和七年二月“诏以王子嘉王楷为夏祭都大提举行宫使”[12]（礼二八之六一），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礼仪性临时差使。赵楷长期兼任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地位尽管崇高，无非是宫观官而已。可是，提举皇城司则是相当重要的实职差遣。赵楷何时出任提举皇城司？《东都事略·徽宗子郓王楷世家》称，始于政和八年三月中第之后，显然有误。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徽宗降诏：“（喜）[嘉]王楷差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12]（职官三四之三三）。从这时开始，终徽宗一朝，他均提举此司，达10年之久。皇城司的主要职责是拱卫皇城并侦察臣民动静，率领数千名被称为亲从官、亲事官、内等子等不同名目的禁卫与侦探。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特种部队不受殿前司节制。宋人认为：“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16]（卷一百六十二，庆历八年闰正月丁卯）赵楷提举皇成司前夕，皇城司亲从官的编制由四指挥增加到五指挥，员额由2270名增加到2970名，即有为赵楷出任此职铺路之嫌。赵楷上任后，皇城司的权势明显增大。此司从此不隶台察，即是一例。台察是御史台六察司的省称，始置于元丰二年（1079年）。此前，皇城司同绝大多数在京机构一样，接受台察的监督。当时人指出：“崇宁以后，因人废法。故皇城司以郓王提举，……申请不隶台察”，以致成为成例，南宋初年仍然“因之”[12]（职官一七之二十）。赵楷出任此职不久，徽宗便在政和七年元月“降诏奖谕”[12]（职官三四之三三）。次年八月，徽宗大享明堂，赵楷“以提举皇城司职事当宿卫”[12]（礼二四之六七）。宣和元年十二月，徽宗降旨为赵楷加官晋爵，再次褒奖其拱卫皇城、保卫父皇的功绩，“自董宫城之政，益崇宸极之尊，虑每及于未然，事必形于有备”[9]（卷三十三）。可见，赵楷所任并非虚衔，而是实职。宋朝“无亲王将兵在外故事”[7]（卷一），而徽宗拟命令赵楷统率大军，北伐燕云，建功立业。《宋史·郓王楷传》载：“北伐之役，且将以为元帅，会白沟失利而止。”徽宗对此子格外关爱，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