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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内讧解析(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张邦炜 参加讨论

(四)钦宗侥幸继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军大兵压境,年仅44岁的徽宗被迫宣布退位,做了10年太子的赵桓终于继位,史称钦宗。在退位过程中,积累已久的矛盾顿时激化。
    徽宗急中生智,决定南逃淮、浙。他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将赵桓任命为开封牧,无非是让他留守开封,至多不过是以太子的身份监国而已。太常少卿李纲认为:“臣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李纲与好友、权直学士院吴敏商议,次日由吴敏出面,直言极谏。李纲同时刺臂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份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其成功于万一哉?”于是,“内禅之议乃决”[6](《李纲传》)。当月二十三日,徽宗下诏罪己,宣布内禅。
    此事另有一说:徽宗早有内禅之意,太宰白时中“久执不可”[20](卷一百四十六),蔡京的长子蔡攸得知此情。李纲、吴敏敢于恳请徽宗退位,出自蔡攸指使。有关记载称:“逮上皇将有内禅之意,(蔡)攸先刺探,引(李)纲为援,使冒策立功。”[22](卷五十五)这类记载,追根溯源,出自李纲、吴敏的政敌之口,不可信以为真。陈东指出:“上皇传位陛下,……此数贼实尝挠之。而蔡攸者,阻遏尤力。[25](《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徽宗如不退位,蔡攸后来决不会赐死,他怎么可能促使徽宗内禅?退一步说,蔡攸即便果真“探知上意,密以告敏”,吴敏也确有“力赞”之功。难怪御史中丞许翰上疏钦宗,盛赞吴敏“首建内禅之策,以坚外御之心”[34](《论吴敏札子》)。
    鉴于吴敏首建内禅之说流传极广,徽宗事后一再辩解。他曾向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制置使宋焕(注:宋焕,一作宋暎,又作宋唤。为便于行文,本文统称宋焕。)解释:“内禅出自我意,虽皇后亦不与知。况群臣皆欲保家族,敢与此耶?”[1](《宋公暎墓志铭》)又对主管龙德宫谭世绩、李熙靖表白:“去年内禅之事,外人以为吴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诚,不由人言”。“我无此意,人言且灭族,谁敢哉”。“吾有此意者数年矣”[21](《李熙靖传》)。于是,吴敏的政敌大肆宣扬徽宗内禅,“不谋闱阃,不问阉官,不询群臣”[22](卷五十四),“(吴)敏未尝建言”[29](卷十一)。吴敏是否建言,这里姑且不论。徽宗所说“吾有此意者数年矣”,肯定是假话。如无金军南下,“方富于春秋”[22](卷四十三)的徽宗岂能退位?罪己、内禅、南逃,都是“平日性刚”、死不认错的徽宗在非常情况下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预计十日之内,金军兵临开封。从前不可一世的徽宗“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忽气塞不省”,苏醒之后,右手不能握笔,只能左手写字,并感叹“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大难即将临头,他才可能表示“今日不吝改过”[20](卷一百四十六),也才可能放弃最高权力,传位太子赵桓。
    危急的时局使徽宗无法更易储君,何况赵楷的有力支持者王黼已罢相,老谋深算的蔡京已致仕。然而由于矛盾由来已久,内禅过程并不平静,殿外、殿内都发生了图谋拥立郓王赵楷的事件。
    殿外,赵楷凭借着父皇平日的偏爱和长期积蓄的力量,由数十名宦官簇拥,企图闯入殿中,争夺皇位。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仗剑拒之”[28](后录余话卷一),并质问赵楷:“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6](《何灌传》)赵楷无言可对,只得惶恐而退。此事不仅见于野史,而且见于正史,不可视为小说家言。陈东在上书中确认:“陛下谦逊之际,闻数贼密请郓王,皆来至殿上。”[25](《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
    殿内,童贯“有易置语”。梁师成功告徽宗:“皇帝之上,岂容更有他称,乃并称嗣君。”岂止童、梁二人而已。徽宗亲口告诉群臣,宦官大多反对内禅,“内侍皆来言,此举错,浮议可畏”,“众杂至,不可记也”。徽宗还单独告诉李邦彦,“人情颇摇,称嗣君者,可见”。情况如此复杂,人们忧心忡忡,直至“闻卫士迎驾起居声,始相庆”[20](卷一百四十六)。
    拥立郓王赵楷,“师成实为谋始”[25](《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其主谋不是从太原临阵脱逃、刚回到开封的童贯,而是始终盘踞宫中的梁师成。徽宗“尝谕大臣,始内禅时,师成独沮异”[22](卷三十二)。梁、童二人“比至事定,自知失计”[20](卷一百四十六)。童贯转而同李邦彦一道,为钦宗穿御衣。但他的“易置语”,不仅“李邦彦等皆闻之”,而且钦宗在推托之时也有所闻。钦宗后来惩办童贯,“策立之时有异语”[29](卷九)是其十大罪状之一。梁师成眼看图谋失败,立即摇身一变,“争言”“太上之志,我实成之;吴敏之策,我实授之;定策之功,我实有之”[25](《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他反对传位赵桓仅为徽宗一人所知,徽宗仅转告李邦彦一人,以致钦宗竟误认为梁师成有“旧恩”。
    徽宗退位时,或许出自钦宗授意,某些宰执向徽宗提出三项请求。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彻底交出权力。徽宗急于南逃,无暇他顾,一一依奏照准并亲降御笔。其一,“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20](卷一百四十六)。钦宗在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二十八日,将赵楷改封为凤翔彰德军节度使、凤翔牧兼相州牧。其地位表面上略有上升,但实权完全丧失,钦宗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扫除。从此退出政坛,一年以后变为“性懦体弱”[27]之人。其二,以王宗濋管干殿前司公事。此人“素骄贵,不能任事”[22](卷二十八),但他是钦宗的舅父。由他取代徽宗的亲信高俅,以便钦宗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钦宗责成王宗濋“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35](《赐王宗濋辞免殿前都虞候恩命不允诏》)。其三,徽宗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从此不让徽宗操纵乃至干预朝政。徽宗对此颇为不满:“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但他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徽宗迁离禁中,其宠臣“皆恸哭”,他本人“亦出涕”[20](卷一百四十六)。足见,徽宗对最高统治权何等眷恋!为了掩饰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3](卷一百七十七,绍兴二十七年八月甲午)。当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以上三项决定意味着钦宗在权力斗争中初步获得胜利。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钦内讧的前奏,钦宗即位并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此后则是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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