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钦宗侥幸继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军大兵压境，年仅44岁的徽宗被迫宣布退位，做了10年太子的赵桓终于继位，史称钦宗。在退位过程中，积累已久的矛盾顿时激化。
    徽宗急中生智，决定南逃淮、浙。他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将赵桓任命为开封牧，无非是让他留守开封，至多不过是以太子的身份监国而已。太常少卿李纲认为：“臣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李纲与好友、权直学士院吴敏商议，次日由吴敏出面，直言极谏。李纲同时刺臂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份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其成功于万一哉？”于是，“内禅之议乃决”[6]（《李纲传》）。当月二十三日，徽宗下诏罪己，宣布内禅。
    此事另有一说：徽宗早有内禅之意，太宰白时中“久执不可”[20]（卷一百四十六），蔡京的长子蔡攸得知此情。李纲、吴敏敢于恳请徽宗退位，出自蔡攸指使。有关记载称：“逮上皇将有内禅之意，（蔡）攸先刺探，引（李）纲为援，使冒策立功。”[22]（卷五十五）这类记载，追根溯源，出自李纲、吴敏的政敌之口，不可信以为真。陈东指出：“上皇传位陛下，……此数贼实尝挠之。而蔡攸者，阻遏尤力。[25]（《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徽宗如不退位，蔡攸后来决不会赐死，他怎么可能促使徽宗内禅？退一步说，蔡攸即便果真“探知上意，密以告敏”，吴敏也确有“力赞”之功。难怪御史中丞许翰上疏钦宗，盛赞吴敏“首建内禅之策，以坚外御之心”[34]（《论吴敏札子》）。
    鉴于吴敏首建内禅之说流传极广，徽宗事后一再辩解。他曾向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制置使宋焕（注：宋焕，一作宋暎，又作宋唤。为便于行文，本文统称宋焕。）解释：“内禅出自我意，虽皇后亦不与知。况群臣皆欲保家族，敢与此耶？”[1]（《宋公暎墓志铭》）又对主管龙德宫谭世绩、李熙靖表白：“去年内禅之事，外人以为吴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诚，不由人言”。“我无此意，人言且灭族，谁敢哉”。“吾有此意者数年矣”[21]（《李熙靖传》）。于是，吴敏的政敌大肆宣扬徽宗内禅，“不谋闱阃，不问阉官，不询群臣”[22]（卷五十四），“（吴）敏未尝建言”[29]（卷十一）。吴敏是否建言，这里姑且不论。徽宗所说“吾有此意者数年矣”，肯定是假话。如无金军南下，“方富于春秋”[22]（卷四十三）的徽宗岂能退位？罪己、内禅、南逃，都是“平日性刚”、死不认错的徽宗在非常情况下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预计十日之内，金军兵临开封。从前不可一世的徽宗“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忽气塞不省”，苏醒之后，右手不能握笔，只能左手写字，并感叹“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大难即将临头，他才可能表示“今日不吝改过”[20]（卷一百四十六），也才可能放弃最高权力，传位太子赵桓。
    危急的时局使徽宗无法更易储君，何况赵楷的有力支持者王黼已罢相，老谋深算的蔡京已致仕。然而由于矛盾由来已久，内禅过程并不平静，殿外、殿内都发生了图谋拥立郓王赵楷的事件。
    殿外，赵楷凭借着父皇平日的偏爱和长期积蓄的力量，由数十名宦官簇拥，企图闯入殿中，争夺皇位。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仗剑拒之”[28]（后录余话卷一），并质问赵楷：“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6]（《何灌传》）赵楷无言可对，只得惶恐而退。此事不仅见于野史，而且见于正史，不可视为小说家言。陈东在上书中确认：“陛下谦逊之际，闻数贼密请郓王，皆来至殿上。”[25]（《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
    殿内，童贯“有易置语”。梁师成功告徽宗：“皇帝之上，岂容更有他称，乃并称嗣君。”岂止童、梁二人而已。徽宗亲口告诉群臣，宦官大多反对内禅，“内侍皆来言，此举错，浮议可畏”，“众杂至，不可记也”。徽宗还单独告诉李邦彦，“人情颇摇，称嗣君者，可见”。情况如此复杂，人们忧心忡忡，直至“闻卫士迎驾起居声，始相庆”[20]（卷一百四十六）。
    拥立郓王赵楷，“师成实为谋始”[25]（《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其主谋不是从太原临阵脱逃、刚回到开封的童贯，而是始终盘踞宫中的梁师成。徽宗“尝谕大臣，始内禅时，师成独沮异”[22]（卷三十二）。梁、童二人“比至事定，自知失计”[20]（卷一百四十六）。童贯转而同李邦彦一道，为钦宗穿御衣。但他的“易置语”，不仅“李邦彦等皆闻之”，而且钦宗在推托之时也有所闻。钦宗后来惩办童贯，“策立之时有异语”[29]（卷九）是其十大罪状之一。梁师成眼看图谋失败，立即摇身一变，“争言”“太上之志，我实成之；吴敏之策，我实授之；定策之功，我实有之”[25]（《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他反对传位赵桓仅为徽宗一人所知，徽宗仅转告李邦彦一人，以致钦宗竟误认为梁师成有“旧恩”。
    徽宗退位时，或许出自钦宗授意，某些宰执向徽宗提出三项请求。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彻底交出权力。徽宗急于南逃，无暇他顾，一一依奏照准并亲降御笔。其一，“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20]（卷一百四十六）。钦宗在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二十八日，将赵楷改封为凤翔彰德军节度使、凤翔牧兼相州牧。其地位表面上略有上升，但实权完全丧失，钦宗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扫除。从此退出政坛，一年以后变为“性懦体弱”[27]之人。其二，以王宗濋管干殿前司公事。此人“素骄贵，不能任事”[22]（卷二十八），但他是钦宗的舅父。由他取代徽宗的亲信高俅，以便钦宗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钦宗责成王宗濋“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35]（《赐王宗濋辞免殿前都虞候恩命不允诏》）。其三，徽宗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从此不让徽宗操纵乃至干预朝政。徽宗对此颇为不满：“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但他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徽宗迁离禁中，其宠臣“皆恸哭”，他本人“亦出涕”[20]（卷一百四十六）。足见，徽宗对最高统治权何等眷恋！为了掩饰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3]（卷一百七十七，绍兴二十七年八月甲午）。当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以上三项决定意味着钦宗在权力斗争中初步获得胜利。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钦内讧的前奏，钦宗即位并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此后则是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