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焕“疾驰，不三日，至符离”。徽宗已离镇江，北上虹县（即今江苏泗县）。宋焕作为钦宗的信使，面见徽宗于淮河船舟之上。徽宗质问知宿州林篪拒不执行其“圣旨”等数十事，宋焕作了解释，“方都城昼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宋焕秉承钦宗旨意，要求徽宗将童贯贬至池州，“（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众。生变之语，殆（童）贯自解耳”[1]（《宋公暎墓志铭》）。徽宗无言可对，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
    宋焕总算说服徽宗，并陪同他走上还朝之路。到达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后，宋焕先回开封。临行，徽宗赐宋焕手诏一通：“通父子之情，语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22]（卷四十三），并将他盛赞“为孝子，为忠臣”[3]（卷一百七十七，绍兴二十七年八月甲午）。徽宗还朝似乎已成定局。宋焕确属蔡京、蔡攸的姻亲与党羽，他回到开封，“言者论其联亲奸邪”[12]（职官六九之二五）。先落职，后责授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团练副使，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安置。然而，他居中调停徽、钦父子关系，无疑有功赵宋皇室。事隔30多年以后，终于得到高宗肯定。
    （五）徽宗终究还朝
    所谓“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不是实话。钦宗已将门下侍郎赵野任命为太上皇行宫迎奉使，可是徽宗突然改变了主意。当时有人提及所谓西内之事，即太上皇唐玄宗从四川回长安后，被其儿子唐肃宗软禁于太极宫。如果说钦宗这时唯恐成为“唐睿宗第二”，那么徽宗则畏惧步唐玄宗后尘。他预感到返回开封并非上策，在应天府“徘徊不进”。仅让太上皇后郑氏返回开封，他本人则“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都”[32]（附录《行状上》）。徽宗另有打算，据说出自“随行内侍，其间颇有谗邪之人，造饰奸言”，“而进西幸之策”[41]（《论内臣邓珙等状》），宦官石如岗便“畏罪，不敢从道君还京”[36]（卷三十）。这类记载实有替徽宗开脱辩解之嫌，因为即使确有宦官进“奸言”，听“奸言”者终究是徽宗。
    徽宗不回开封，而拟去西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已使钦宗深感忧虑。更令钦宗大伤脑筋的是：徽宗“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他“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朝野更是“喧传有垂帘之事”，“皆言事且不测”[33]（卷二）。钦宗“廷见群臣，忧形于色”。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其一，改撷景园为宁德宫。朝廷尽管拒绝了太上皇后入居禁中的无理要求，但“缮治撷景园，易名宁德宫，务极闳丽”。其二，以太宰徐处仁为礼仪使。徐处仁率领大臣上表徽宗，在恭请徽宗还朝之余，明确表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治生于一，乱生于二”，指出太上皇后入居禁中不妥，“若非垂帘听政，于国当无此仪”[32]（《太宰徐处仁等上道君太上皇帝表一首》）。其三，派遣李纲前往南京。徽宗刚刚传来御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32]（附录《行状上》）李纲此行可谓符合徽宗旨意，但其目的在于迎接徽宗还朝。于是，李纲继宋焕之后，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停者。
    李纲三月十七日从开封出发，次日便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与返回开封的太上皇后郑氏相遇。郑氏对朝廷的安排表示赞同[33]（卷二）。十九日，郑氏即将还朝，开封谣传太上皇后“欲从端门入禁中”，宦官则劝钦宗“严备以待”。三月十九日，钦宗接受少宰吴敏的建议[36]（卷三十），出郊迎奉，郑氏顺利入居宁德宫。当天，出于稳定徽宗情绪与分化徽宗阵营的需要，钦宗下诏：“扈从行宫官吏，候还京日，优加赏典。除有罪之人迫于公议，已行遣外，余令台谏勿复用前事纠言。”[6]（《钦宗本纪》）虽声名狼藉但先期回朝的高俅此前已于三月五日进封简国公，其理由是“扈从上皇，宣劳既久”[28]（卷三）。于是，出现了“罪同罚异”的混乱现象，有的“除名勒停”，有的“置而不问”，甚至有的分明有罪，反而加官进爵。某些官员如侍御史李光对此很不理解，上疏指责“陛下有失刑之讥，大臣负党奸之谤”，请求“一等科罪”[41]（《论在京擅离官守人一等科罪札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懂策略。
    徽宗让太上皇后郑氏先回开封，其主要用意之一在于试探。郑氏顺利还朝的消息传到应天府，徽宗“闻之，乃罢如洛之议”[6]（《后妃传下》）。三月二十日，李纲一行到达应天府，李纲“乞道君早回銮，不须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并秉承钦宗旨意，询问止递角、阻粮纲、留浙兵三事。徽宗回答道：“只缘都城已受围，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这话漏洞颇多，李纲不予深究。李刚安慰徽宗：“方艰难中，两宫隔绝，彼此不相知。虽朝廷应付行宫事，亦不容无不至者。”徽宗询问“朝廷近事，李纲一一解释，并称：“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徽宗也不予深究，表示：“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恳请之勤，已更指挥，更不戒行。”他吩咐李纲：“公先归，达此意。”[33]（卷二）其实，徽宗心中有数，洛阳与镇江一样，均非告老失势之人可留之地。即便是圈套，他也只得按照钦宗的安排，返回开封。李纲临行时，徽宗勉励道：“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名青史，垂之万世。”[32]（《奏知朝见道君太上皇帝札子》）
    李纲此行，仅剩下一个遗留问题。徽宗拿出尚书省札子：“朝廷有指挥，行宫内侍十人，皆与在外宫观，不得入京城。”他解释道：“此辈皆是日在左右梳头系裹不可缺之人。”李纲事前不知此事，或许是尚书左丞耿南仲所为。他只得承诺：“如圣意欲留，容臣携此札子归，奏知皇帝取旨。”徽宗表示赞同，并且再让一步：“数内两人，系童贯亲戚，不须留。”李纲回朝，立刻上奏，钦宗当即降旨：“听留龙德宫祗应。”[32]（《奉迎录》）对于李纲此行，钦宗予以肯定：“卿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32]（《渊圣皇帝御笔宣谕一首》）。
    徽宗即将还朝，开封流言颇多。其根源在于徽宗的宠臣从前作恶多端，如今尚未严惩。蔡攸将“以扈卫行宫为名，侥幸入都”，即是传播甚广的流言之一。人们担心“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41]（《论蔡攸欲潜入都城札子》），不久前所发生的数万民众围攻“浪子宰相”李邦彦的事件势必重演。台谏官员纷纷上奏：“（蔡）攸依上皇，废格责命，必随车驾至都”，“彼得罪于天下，人人皆欲鱼肉之”，“万一有小变，上皇宁免惊忧，如邦人欲击李邦彦之类”[29]（卷三）。蔡攸的近况，钦宗最知情。他采纳吴敏建议，“令蔡攸劝上皇北归以赎罪”[3]（卷一，靖康元年四月己亥）。此前，钦宗一面将蔡攸贬为提举亳州明道宫，一面亲自降诏蔡攸，令其“专一扈从太上还阙”。蔡攸陪同徽宗到达符离以后，蔡京再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鉴于“前去京阙不远”[22]（卷三十九），蔡攸上书钦宗，请求前去陪伴父亲。钦宗已降旨照准，“令前去侍省”[20]（卷一百四十八）。他不大相信蔡攸竟会跟随徽宗返回开封。难怪钦宗读过台谏官员上奏，并不惊慌，仅闪烁其词，批了一句：“候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29]（卷三）。
    如何迎接徽宗，大臣发生分歧。耿南仲首先提出建议，“尽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有敢入者斩”；“先遣人搜索，然后车驾进见”。李纲坚决反对，主张“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6]（《李纲传上》）。他当面指责耿南仲：“暗而多疑，所言不可深采。”耿南仲“怫然，怒甚[32]（《奉迎录》）。二人在钦宗近前舌战两日，钦宗始终笑而视之。他并不反对耿南仲的建议，只是感到不合时宜。双方争执不休，太宰徐处仁表态：“陛下仁孝，宜郊迎称贺，何谓城守乎？”[36]（卷三十）钦宗顺水推舟，同意徐处仁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