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要动摇东宫
    徽宗如此赏识赵楷，臣民势必揣测皇上有废立太子之意。某些好事者甚至在林灵素的所谓“神霄府”中，将赵楷尊奉为“长生帝君”[18]（卷下）。林灵素虽然只是个方技之士，但一度深受徽宗敬重。他竟敢诬蔑“京师大水临城”，“水自太子而得”[19]（卷一），甚而至于‘冲太子节，不避”[20]（卷一百二十七）。翰林学士赵野更是公然吹捧赵楷，“复道密通蕃衍宅，诸王谁似郓王贤”[17]（卷六）。权要也几乎无不偏向赵楷。在徽宗宠信的“六贼”当中，王黼因赵桓“恶其所为”，他见“郓王楷有宠，遂有夺适之意”[21]（《王黼传》）；杨戬“谋撼东宫”[6]（《杨戬传》）；童贯“数摇东宫，力主郓邸，与蔡攸俱奉诏，结郓邸为兄弟”[22]（卷五十二）。他负责修建诸王邸宅，特意将郓王邸“视诸王所居，侈大为最”，并取名为“蕃衍宅”，人们由此“知其旨意之属郓王而已”[23]（卷一）。后来钦宗历数童贯十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朕在东宫，屡为动摇”[24]（卷十三）。问题在于梁师成与蔡京是否偏向赵楷？
    《宋史·梁师成传》载：“郓王楷宠盛，有动摇东宫意，师成能力保护。钦宗立，嬖臣多从上皇东下，师成以旧恩留京师。”所谓“能力保护”云云，出自梁师成本人编造。相反，梁师成实有支持赵楷之举。陈东揭露道：“比年，都城妇女首饰、衣服之上，多以‘韵’字为饰。甚至男女衣著、布帛往往织成此字。皆是梁师成唱为谶语，以撼国本。群贼和之，更加夸尚，以动天下之心。”只是由于梁师成“阴险祸贼，最为可畏”。钦宗刚即位，梁一反常态，“欲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竟大言不惭地说：“定策之功，我实有之”[25]（《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清波杂志》卷六所载与陈东所说相符：“宣和间，衣着曰‘韵缬’，果实曰‘韵梅’，词曲曰‘韵令’，乃梁师成为郓邸倡为此谶。”所谓“韵”，取其与郓同音。
    至于蔡京与王黼等人的态度相反。其子蔡絛说：“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鲁公（即蔡京）朝夕危惧，保持甚至”[23]（卷一）。朱熹或许受此说影响，并从蔡京后来未被钦宗明令处死一事加以推测，“蔡京不见杀，渊圣（即钦宗）以尝保佑东宫之故”[8]（《本朝四》）。所谓“保持甚至”并无实证，蔡京与赵桓在政和五年秋天曾发生冲突倒是事实。当时事态尚不明朗，蔡京拟讨好赵桓，“献太子以大食国琉璃器，罗列宫庭”。赵桓大怒，“天子大臣不闻道义相训，乃持玩好之器，荡吾志邪”，并“命左右击碎之”。蔡京毕竟老奸臣猾，他“含怒未发”，而将怨气洒向太子詹事陈邦光，“因是遂斥邦光”[26]（卷一四，政和五年八月戊申）。赵桓当时无可奈何，但对蔡京怀恨在心。难怪“钦宗即位，边遽日急，（蔡）京尽室南下，为自全计”[6]（《蔡京传》）。他即刻逃跑，与其说是躲避战乱，不如说是逃避与他早有宿怨的新皇帝。陈东指出：“蔡京自谓有建立储贰之功，此语尤为悖逆”；“蔡京、王黼、童贯，盖尝阴怀异意，摇憾国本”[25]（《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
    王黼的政治手腕不能同蔡京相比，他锋芒毕露，企图推倒太子。政和八年正月，刚出生仅3个月的嫡长皇孙赵谌被封为崇国公，并未违背宋朝的制度，“本朝皇太子生子为嫡皇孙，封秩比皇子”[12]（帝系二之二十八）。可是，王黼在宣和元年正月刚拜相，立即依据有嫡子无嫡孙的古礼，向徽宗进谏，“以皇子之礼封东宫子，则是便以东宫为人主矣”，徽宗因此“不悦”[21]（《钦宗皇太子谌世家》）。王黼“召宫臣耿南仲至第，令代东宫奏，辞谌宫。盖（王）黼欲以是撼东宫”[21]（《王黼传》）。赵谌于次年六月，降封高州防御使。王黼处处同赵桓作对。赵桓对太子舍人程振很赏识，“荐之甚力，遂擢给事中”。王黼却说程振“资浅，且雅长书命，请以为中书舍人”，不久又“使言者，劾为党，罢，提举冲佑观”[6]（《程振传》）。王黼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赵桓，他“与童贯力谋，数以诗进，显结郓邸和焉。尝密语上曰：‘臣屡令术者推东宫，命不久矣’”[22]（卷三十一）。他不惜诅咒赵桓短命，其潜台词分明是请求徽宗另立赵楷为皇太子。可见，朱熹所说：“道君尝喜嘉王，王黼辈欲摇东宫”，实属言而有据。
    （三）赵桓谨小慎微
    如果说徽宗、赵楷父子“趣尚一同”，那么徽宗、赵桓父子的性情与爱好则大异其趣。徽宗风流倜傥，赵桓举止拘谨；徽宗多才多艺，赵楷“声技音乐一无所好”[6]（《钦宗本纪·赞曰》）；徽宗以“好色”闻名，赵桓“不迩声色”[27]。徽宗不爱赵桓，赵桓对徽宗的所作所为也看法颇多。徽宗宠信宦官与佞幸，赵桓“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28]（后录余话卷一）。徽宗崇道抑佛，赵桓很不赞同，“上殿争之”[19]（卷一）。徽宗穷奢极欲，赵桓在东宫则号称“恭俭之德，闻于天下”[29]（卷一）。他下令击碎琉璃器，固然直接针对蔡京，其矛头分明间接指向父皇。徽宗热衷于制礼作乐，赵桓身为太子，父皇“有事明堂”，居然“不预”。太子舍人程振提桓赵桓，“非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赵桓才恍然大悟，“初无人及此”[30]（《程公振神道碑》）。徽宗大兴土木，赵桓不以为然，“今不固根本，于无事之时，而徒事目前之功”。据说徽宗打算接受其建议，宦官杨戬立即另生事端，他“因肆谗说，家令杨冯将辅太子幸非常”。徽宗即刻“震怒，执杨冯而诛之。渊圣（即赵桓）之言亦废”[31]（卷三）。徽宗居然相信其太子会抢班篡位，并采取极端措施，将太子家令处死，足见其父子之间隔阂之深。
    赵桓作为储君，面对父皇，只能忍气吞声。如宣和元年六月，开封大水，起居郎李纲趁机请求徽宗广开言路，“择其可采者，非时赐对，特加驱策，施行其说”[32]（《论水灾事乞奏对状》）。徽宗不仅拒谏，并且下诏：“李纲所论不当，罢起居郎”[26]（卷十四，宣和元年六月）。李纲远贬沙县（今属福建），监税务。赵桓对此颇为不满，并私下赋诗一首，其中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但敢怒不敢言。直到即位后，才对李纲说：“卿顷论水灾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33]（卷一）。
    赵桓并非完全无人支持。任太子宫僚达14年之久的耿南仲，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赵桓“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计，每因王黼谗谮，颇为解纷”[7]（《上皇帝万言书》）。尚书右丞李邦彦“与王黼不协”[6]（《李邦彦传》），明里暗里多方袒护赵桓。宣和六年秋冬之交，李邦彦斗倒王黼，升任少宰即次相，或许是赵桓的太子地位得以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赵桓后来即位，李邦彦即刻升任太宰即首相，绝非偶然。
    然而在权要之中，支持赵桓者较少，支持赵楷者居多，他们对赵桓事事横加挑剔。史称：赵桓“自以地逼而望崇，每怀兢畏，讲读之暇，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也”[22]（卷二百二十八）。所谓“他事一不关怀”，只不过是伪装。由于善于伪装，以致把柄较少，这是赵桓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每怀兢畏”则是迫于外界压力，他处处谨小慎微，心境长期抑郁，久而久之，势必养成懦弱的个性。赵桓即位后，“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32]（《建炎进退志·总叙》），遇事优柔寡断，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