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并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徽宗退位时，郑重宣布：“除教门事外，馀并不管。”[29]（卷一）这一承诺能否变为事实？徽宗从此真能不问朝政，甘于寂寞？钦宗不免心存疑虑。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徽、钦父子此后争斗的焦点。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29]（卷十一）。其实不用别人提醒，钦宗作为当事人，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除了如何对付金军而外，便是如何避免成为立了之后又被废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淮、浙，势必引起钦宗警惕。
    靖康元年五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当晚夜漏二鼓，徽宗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太清宫烧香为名，连忙乘船逃走，钦宗“诏令范讷统胜捷军护从”[36]（卷三十，靖康元年正月已巳）。随行人员除太皇后郑氏、皇子、帝姬（即公主）而外，还有领枢密院事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中的小部份。可见，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六贼”党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徽宗并不驻足亳州，而以镇江为目的地，并且早有预谋。此前，蔡京的儿子蔡翛被任命为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由于走得太急，准备毕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隐姓瞒名，微服而行，自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28]（前录卷一）。其旅途相当艰辛，“乘舟以行”，“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33]（卷二），其心境颇为悲凉。在途中，他写下《临江仙》一词，云：“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37]（卷十六）经符离（即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到达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后，童贯、高俅带领胜捷兵、禁卫兵各3000名赶到（注：《少阳集》卷一《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称：“童贯等辈统兵二万从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载：靖康元年正月己巳，“童贯与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继领胜捷军及禁卫三万五千名扈从”。这两个数字显然太夸张。）。徽宗一行声威顿盛，于当月十五日，经扬州到达镇江，驻跸府治。
    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童贯“闻之心不自安”，乃率领胜捷军，“追从龙德之驾”[38]（卷九）。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24]（卷十三）童贯敢于藐视钦宗，显然得到徽宗默许。王黼在钦宗即位后，“惶骇入贺，閤门以上皆不纳”，他亦“不俟命，载其孥以东”[6]（《王黼传》）。由于王黼与钦宗积怨太深，钦宗一面将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并藉没其家，一面暗中派遣武士，追斩王黼。高俅东南之行，未必报告朝廷。不经朝廷批推，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据记载：“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家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22]（卷四十五）如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干当公事而去”。于是，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22]（卷三十）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麇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焕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浙的带头人，“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29]（卷四，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南逃途中，80高龄的蔡京独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县），或许是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欲归于浙中”[25]（《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其目的地仍然是东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钦宗降旨将朱勔放归田里，他趁机逃离开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史称：“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3]（卷一，靖康元年四月己亥）
    （二）徽宗号令东南岂止百官麇集淮、浙，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于是，徽、钦矛盾顿时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向，本身就值得怀疑。不仅“东南之地，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富的地区，而且“（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25]（《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朱勔更是其家乡平江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地头蛇，“平江府并二浙诸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尽出勔门，气焰熏灼，无所不至”，“勔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29]（卷四，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有“东南小朝廷”之称。蔡京虽是仙游（今属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他在熙宁三年（1070年）中进士后，一入仕为官，即出任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贬往杭州，提举洞霄宫。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间，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州附近的临平山。方腊攻占杭州，“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骸骨，加以唾骂”[38]（卷七）。杭州既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又是其家财储藏之处。蔡京“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面“修盖蔡京私第”，并动用公款，“出纳违法”[12]（职官六十九之八）。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积，用臣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39]（卷九十一）。童贯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又于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全权处置东南事务，负责围剿方腊。他“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14]（卷四）。据统计，短短几个月内，封官4700多名。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曾命令其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悦”。据说，他后来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曾感叹：“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20]（卷一百二十八）。童贯因而有“著脚赦书”[40]（卷十二）之称。这些虽属渲染之词，但他在东南确乎多少收买到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刚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三道“圣旨”。其一，截递角，“淮南、两浙州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并令截住，不得放行，听候指挥”，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止勤王，“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先具兵帐申奏”，“如已差发过人数，并截留具奏”[29]（卷一）。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3000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留粮纲，“以纲运于所在卸纳”[33]（卷二）。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甚至于“江津非给符，不渡”[22]（卷四十三）。这三道“圣旨”事关重大，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而东南将由朱勔的“小朝廷”跃升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东南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41]（《论行宫冒赏札子》）；“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并行，而莫知有朝廷矣”[22]（卷三十三）。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奭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41]（《论内臣邓珙等状》）。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22]（卷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