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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内讧解析(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张邦炜 参加讨论

二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并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徽宗退位时,郑重宣布:“除教门事外,馀并不管。”[29](卷一)这一承诺能否变为事实?徽宗从此真能不问朝政,甘于寂寞?钦宗不免心存疑虑。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徽、钦父子此后争斗的焦点。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29](卷十一)。其实不用别人提醒,钦宗作为当事人,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除了如何对付金军而外,便是如何避免成为立了之后又被废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淮、浙,势必引起钦宗警惕。
    靖康元年五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当晚夜漏二鼓,徽宗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太清宫烧香为名,连忙乘船逃走,钦宗“诏令范讷统胜捷军护从”[36](卷三十,靖康元年正月已巳)。随行人员除太皇后郑氏、皇子、帝姬(即公主)而外,还有领枢密院事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中的小部份。可见,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六贼”党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徽宗并不驻足亳州,而以镇江为目的地,并且早有预谋。此前,蔡京的儿子蔡翛被任命为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由于走得太急,准备毕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隐姓瞒名,微服而行,自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28](前录卷一)。其旅途相当艰辛,“乘舟以行”,“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33](卷二),其心境颇为悲凉。在途中,他写下《临江仙》一词,云:“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37](卷十六)经符离(即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到达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后,童贯、高俅带领胜捷兵、禁卫兵各3000名赶到(注:《少阳集》卷一《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称:“童贯等辈统兵二万从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载:靖康元年正月己巳,“童贯与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继领胜捷军及禁卫三万五千名扈从”。这两个数字显然太夸张。)。徽宗一行声威顿盛,于当月十五日,经扬州到达镇江,驻跸府治。
    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童贯“闻之心不自安”,乃率领胜捷军,“追从龙德之驾”[38](卷九)。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24](卷十三)童贯敢于藐视钦宗,显然得到徽宗默许。王黼在钦宗即位后,“惶骇入贺,閤门以上皆不纳”,他亦“不俟命,载其孥以东”[6](《王黼传》)。由于王黼与钦宗积怨太深,钦宗一面将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并藉没其家,一面暗中派遣武士,追斩王黼。高俅东南之行,未必报告朝廷。不经朝廷批推,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据记载:“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家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22](卷四十五)如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干当公事而去”。于是,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22](卷三十)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麇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焕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浙的带头人,“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29](卷四,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南逃途中,80高龄的蔡京独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县),或许是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欲归于浙中”[25](《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其目的地仍然是东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钦宗降旨将朱勔放归田里,他趁机逃离开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史称:“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3](卷一,靖康元年四月己亥)
    (二)徽宗号令东南岂止百官麇集淮、浙,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于是,徽、钦矛盾顿时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向,本身就值得怀疑。不仅“东南之地,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富的地区,而且“(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25](《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朱勔更是其家乡平江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地头蛇,“平江府并二浙诸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尽出勔门,气焰熏灼,无所不至”,“勔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29](卷四,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有“东南小朝廷”之称。蔡京虽是仙游(今属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他在熙宁三年(1070年)中进士后,一入仕为官,即出任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贬往杭州,提举洞霄宫。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间,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州附近的临平山。方腊攻占杭州,“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骸骨,加以唾骂”[38](卷七)。杭州既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又是其家财储藏之处。蔡京“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面“修盖蔡京私第”,并动用公款,“出纳违法”[12](职官六十九之八)。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积,用臣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39](卷九十一)。童贯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又于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全权处置东南事务,负责围剿方腊。他“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14](卷四)。据统计,短短几个月内,封官4700多名。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曾命令其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悦”。据说,他后来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曾感叹:“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20](卷一百二十八)。童贯因而有“著脚赦书”[40](卷十二)之称。这些虽属渲染之词,但他在东南确乎多少收买到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刚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三道“圣旨”。其一,截递角,“淮南、两浙州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并令截住,不得放行,听候指挥”,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止勤王,“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先具兵帐申奏”,“如已差发过人数,并截留具奏”[29](卷一)。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3000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留粮纲,“以纲运于所在卸纳”[33](卷二)。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甚至于“江津非给符,不渡”[22](卷四十三)。这三道“圣旨”事关重大,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而东南将由朱勔的“小朝廷”跃升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东南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41](《论行宫冒赏札子》);“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并行,而莫知有朝廷矣”[22](卷三十三)。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奭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41](《论内臣邓珙等状》)。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22](卷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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