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日，钦宗亲自出郊奉迎，徽宗终于还朝，并安然入居龙德宫。“都人皆夹道观之，无不欣喜”[22]（卷四十五）；“两宫甚欢，无一间言”[36]（卷三十）。这只是人们的愿望。徽、钦父子岂能相安无事？
    （六）钦宗软禁徽宗
    徽宗回到开封，果然落入钦宗圈套。他从此在其长子的严密监控之下，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被软禁。
    徽宗还朝前夕，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建议：上皇“还宫之后，一切供奉之物，陛下过为俭约，上皇务加隆厚”[44]（《陈公辅上钦宗乞迎奉上皇笃其孝心》）。据说，钦宗读过札子，很是感动，将陈公辅任命为左司谏。徽宗返回开封后，无疑仍然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钦宗有则亲书御笔，保存到南宋中期：“内藏库支钱一万贯，付李彀，充应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据此，岳珂称赞钦宗“宁亲之孝”[45]（《钦宗皇帝内藏御笔》）。钦宗还多次前往龙德宫，拜望徽宗。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如何防范徽宗干政，才是钦宗所思所想。
    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在徽宗入居龙德宫后立即变为事实。钦宗将徽宗身边的陈思恭、萧道、李琮等10名宦官“并行贬黜，不许入门，敢留者斩”[22]（卷四十五）。难怪后来高宗指责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3]（卷九十一，绍兴五年七月巳亥）。对徽宗身边人员的清洗和惩处，绝非仅此一次。有官员上奏揭发宦官王仍、张见道、邓文诰“辄怀诡计，图欲离间两宫，边防动静，妄意传播，转相耸动，将以遂起其奸志”。所谓“妄意传播”，很可能是指为徽宗通风报信。钦宗有旨，“令三省觉察”。起居郎胡安国认为：“图欲离间两宫，则罪不可赦”，建议“及时裁处”[46]（卷一百八十二）。于是，王仍等“三人遂黜”[7]（《先公行状》）。钦宗还亲自下诏，“鞠龙德近侍梁忻之类”。开封尹程振虽遵旨审问，但为照顾徽宗颜面，“特宽其文”。他因此日后受到称赞：“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颇欲离间两宫。公心独鄙之，每调娱父子之间，甚有恩意。”[31]（卷三）
    与此同时，钦宗在徽宗身边安插所谓“明忠孝大节者”。如任命谭世绩、李熙靖同主管龙德宫，责成他们“请见上皇，日备顾问，开谕圣意”[44]（《陈公辅上钦宗乞迎奉上皇笃其孝心》），劝告徽宗彻底退出政坛，绝不干预朝政。钦宗于当年四月八日，“诏龙德宫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闻”[29]（卷五）；五月一日，又“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6]（《钦宗本纪》）。将徽宗每天的活动及时上报钦宗。很清楚，徽宗身边的官员乃至内侍，名为照料太上，实则监视徽宗。徽宗仍不知趣，“犹时取财物，颁赐左右”，以便收买人心。钦宗采取相应措施，“令开封尹籍其所入龙德宫物目，有得赐者出，即纳之于宫”[22]（卷四十五）。足见，钦宗对其父亲警觉性之高。
    徽宗身为太上皇帝，处境竟然如此，心中愤愤不平。他每有手笔付钦宗，必“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22]（卷四十五），即是其不满情绪的流露。徽宗这时又想前往洛阳，他断言“金人必再犯京阙”，请求钦宗准许他“自往西京治兵”。太宰吴敏认为“不可”，其理由有三：其一，“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奉劝钦宗切莫忘记徽宗在东南试图另立朝廷的往事；其二，上皇“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提醒钦宗毋忘劝说徽宗还朝之艰难；其三“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22]（卷五十七）。话虽说得比较隐晦，意思相当明白：朝政尚不许其过问，岂可让其干预军政？其实，毋须吴敏劝诫，钦宗绝不会让徽宗离开开封半步，更不用说外出“治兵”。此后，徽宗又提出“与帝出幸”[22]（卷七十九），即父子同时撤离开封的建议，同样遭到钦宗拒绝。
    徽、钦父子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当年十月十日天宁节时再度激化。这天是徽宗的生日，钦宗前往龙德宫为徽宗祝寿。徽宗“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大臣“蹑足”，分明含有劝告钦宗勿饮毒酒之意。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他如此伤心，是否是惋惜其阴谋未能得逞，则未可知。次日，钦宗颁布黄榜：“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这道黄榜仅张贴于龙德宫前，明明是针对徽宗。史称：“自是两宫之情不通矣。”[22]（卷五十七）
    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金军再度兵临开封城下，钦宗严密封锁消息，徽宗一无所知。一月后，金军攻破开封外城，徽宗所畏惧的“西内之事”果然发生。“太上皇帝为卫兵拥入禁城。上皇犹豫间，卫兵欲杀内侍官郑详以下，遂由金水门以入”。钦宗采取断然措施，逼迫徽宗及其皇后郑氏迁入延福宫。徽宗从前想入居禁中而不可得，如今又非入居不可。或许是由于很不理解，他“踌躇雪中，不知所向”。钦宗“闻之，遣带御器械王球领殿内带甲亲从官一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宫”。而徽宗、郑后“早已入禁中”[29]（卷十四）。如此一再动用武力，哪里是什么“迎奉”。徽宗从此受到更为严密的监控。金军要求以徽宗为人质，对金军几乎唯命是从的钦宗对此则断难从命。他婉言拒绝：“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金军又以议和为名，“坚欲上皇出郊”，钦宗竭力推托，“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并且表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20]（卷一百四十九）。他果然于次日，慷慨前往金营。钦宗如此自告奋勇，显然是唯恐徽宗串通金军，金军另立徽宗为帝。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钦宗被迫再次前往金营。他临行前降旨：“以皇子监国，以孙傅为留守，尚书梅执礼副之。”对此，钦宗真可谓未雨绸缪。早在金军首次围攻开封之时，钦宗连忙将不到10岁的儿子赵谌封为大宁郡王。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上奏提出异议，“艰危之时，宗社未保，城门闭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28]（卷一）。钦宗置若罔闻，并在徽宗返回开封不久，举行册立太子典礼。当时开封广为流传的民谣《十不管》，其中之一便是：“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22]（卷五十一）。“二太子”指金东路军统帅斡离不。钦宗此时立太子，在别人看来实属不急之务，在他看来则是当务之急。钦宗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使在非常时刻，宁肯让黄毛未脱、乳臭未干的儿子监国，也决不允许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父亲复辟。于是，这个10岁孩童居然在开封城内发号施令，诸如“皇太子令添置粜米场济民”[29]（卷十五）之类。
    再次前往金营前夕，钦宗秘密吩咐孙傅，“我至敌寨，虑有不测，当以后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余人，拥上皇及太子溃围南奔”。然面金军已将开封团团围困，突围为时晚矣。不久，徽宗、赵谌以及几乎所有赵宋宗室先后落入金军之手。徽宗在前往金营之前对其身边官员述说：“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今日之事，妄举足则不可。”无非是些责怪钦宗之语。徽宗到达金营后，上札子与金西路军统帅粘罕：“大兵踵来，……某即逊位，避罪南下，归后块处道宫，恬养魂魄，未尝干预朝政”；“虽大兵南来，亦不相关报”；“某亦失义方之训，事遽至此，咎将谁执”[47]。不过徽宗返回开封后，的确处于无权地位，境遇相当狼狈。
    靖康内讧以徽、钦父子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父子相见于金营，徽宗开口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22]（卷七十九）。他在北上途中，写下七言绝句一首：“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48]（卷中）所谓“猖狂”绝非自责之词，徽宗显然是埋怨钦宗拒不接受臣僚乃至他本人的劝告，及时撤离开封，创建抗金基地。此后，南宋人吕中指出：钦宗如“早从上皇治兵两京之训，集天下勤王之师乘京城，或可以守”[49]（卷二十三）。然而，由于徽、钦父子长期明争暗斗，直至大难临头，钦宗本人仍不肯撤离开封，更不允许其父离开开封。这的确是一大历史性的失误，否则北宋王朝或许尚有延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