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218年至1221年，河北地区降蒙的汉军武装头目还有赵柔、耿福、王善、李直、王珍、杜泉、贾德等[30]。这些人降蒙的原因也是为保全性命计，如1221年，蒙古军至景州，欲为屠城之举，贾德行至深州降附木华黎，木华黎许其请，“阖城赖以全活”。[9]（卷四七《贾德行状》）
    蒙古征金初期，河东一带州县“义军”多“恃险不降”。但1217年起，蒙古军对河东发动强大攻势，此年，蒙兵至坚州繁寺县，乡兵长王兆“度不能支”，与刘会等十数人持牛酒至主帅麾下通姓名归附，且献攻城之策，“繁寺生口一县赖以全济”，王兆继受监国公主教，迁坚州左副元帅[15]（卷三○《王氏世德碑》）。同年，蒙兵至忻州定襄县，周献臣知何东必不可保，认为天意不可违，与其殉匹夫之节，不如全万人之命，于是率众迎谒郡王于军门。先受定襄令，继以勋升九原府左副元帅，权四州都元帅，行九原府事。后又从征金、伐蜀[15]（卷二七《周献臣神道碑》）。也是在此年，汾州乡兵长梁瑛不愿“填死沟壑”，率众诣木华黎军门降[15]（卷三一《梁瑛神道碑》）。1218年，汾州县临泉令袁湘在蒙军压境、人心离散的情势下，为保全州人性命，款附于蒙古大将孛罕[5]（卷一七《袁湘神道碑》）。1222年，蒙古重兵至蒲州，州郡不支，荣河县乡兵长吴信“私念天命有在，力不可抗”，于是率众诣木华黎军门请降。[15]（卷二六《吴信碑》）
    “天命”、“天意”云云，皆为史家的临文便辞，不过是保全性命的藉口。由于金朝重点保守山东、陕西地区，对河朔、河东地区的汉军头领招附不力，所以河东南北路的汉军武装头目降蒙后即随蒙古征金，替蒙古招降崖壁堡寨，与金军争城夺地，参加灭金战争。灭金后，或镇守一方，或随蒙古军征宋。山东地区是金、南宋、蒙古三方争夺的地区，金朝重点保守山东地区，南宋又极力招附山东地区的“义军”、“豪杰”（多为红袄军），因此这里的汉军武装初始依附于南宋、金之间，降蒙时间较河朔、河东地区为晚，多在庚寅年以后，且反复无常，在蒙、金、南宋之间摇摆不定的也多。
    严实初由金东平行台任命为百户，戊寅年，权长清令。后因谮于东平行台者谓严实与宋有谋，行台以兵围之，严实便归附南宋。南宋以严实为济南知中，分兵四出，但当庚辰年三月，金河南军攻彰德之时，严实数求救于南宋主将张林，而张林逗留不行，致使彰德失守。严实感到宋不足恃，于当年七月挈所部彰德、大名等八州之地、户三十万归降木华黎。木华黎承制以严实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次年，进攻东平，金守将和立刚弃城遁去，严实入据之。乙酉年四月，宋将彭义斌围东平，在食尽粮绝的情况下，严实又与彭义斌连合，进攻蒙古占领的河朔一带。不久，严实在真定又临阵倒戈，与蒙古大将合，与彭义斌战，宋兵溃败，彭义斌被擒[1]（卷一四八《严实传》）。此后，严实一直随蒙古攻城略地，没有再背叛蒙古。总之，此前每当严实穷急之时，看到蒙古、金、南宋那方强盛，便倒向那一方。严实降蒙后，其部将朱楫、朱泉、赵天锡等也随即降蒙。济南张荣起初并不归附蒙、金、南宋任何一方，并以孤军“独抗王师”（“王师”指蒙军--笔者按）数载。丙戌年，东平、顺天两大汉军集团都已跟定蒙古，人稠地广的山东地区已：“悉为帝（指成吉思汗--笔者按）有”，在无所倚恃的情况下，才款附蒙古的[1]（卷一五○《张荣传》）。益都李全起家初期投附南宋，丙戌年九月，蒙古郡王带孙围李全于益都。次年四月，益都城中食尽，李全势穷出降，孛鲁承制授李全山东淮南楚州行省。[32]（卷四七六《李全传》）
    通观汉人世侯由避兵、抗蒙到投降蒙古并随蒙古征金的过程，其降蒙的主要原因大多是惧于蒙古屠戮生灵的残暴，为保全身家和乡曲的性命才降附的；有的则是鉴于在蒙古铁骑强攻之下一败涂地，毫无胜利希望而降蒙的。由于华北地区的汉人在异族女真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后，民族的界限乃至国家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淡漠，面对另一个强大的异族蒙古的入侵，为了自己和宗族的性命，自然不会为金国殉命了。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元好问。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M].四部丛刊本。
    [4]郝经。陵川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5]姚燧。牧庵集[M].四部丛刊本。
    [6]刘因。静修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