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西周中期孝王时，秦之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始有“秦”之称。非子所居“犬丘”与邑“秦”之地望，研究者多认为在今天的甘肃省东部（注：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33注（16）；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 《文博》1987年1期；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 1994年。）。但嬴秦之先祖中潏早在商时就已“在西戎，保西垂”（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西垂”的地望亦被认为在今陇东地区（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1982—1983年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发现了上限可至西周早期的秦文化遗存（注：甘肃省文化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嬴秦一族活动于陇东地区的历史，应早于“邑秦”之时。
    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15年后，秦王朝遭覆灭，西汉政府在其初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使当时的中国又处于一种半分裂状态。诸种考古学资料表明，到西汉武帝以后，中国南北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才开始趋向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始皇所创统一大业，至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完成。
    由此，本文所论“秦文化”，其时间范围上限包括西周中期“邑秦”之前，下限至汉武帝时期，其内含是指嬴秦一族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在其生息、活动所至范围里，创造、使用、遗留至今并已被科学的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古代遗存，那些与嬴秦族有着紧密关系，并深受其文化影响的人群，在同样的时期、同样的地域里所使用的，与秦文化具有同样风格的古代遗存亦属于本文所论“秦文化”范畴之内。在秦文化研究中，长期被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极为关注的关于“秦人起源”的讨论，因尚缺乏能够说明问题的考古学资料，不在论述范围之内。
    一
    对于秦文化的科学田野考古工作，始于30年代中期北平研究院在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沟东区对“屈肢葬墓”的发掘，到今天已有6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发现与界定
    当年发掘宝鸡斗鸡台的“屈肢葬墓”时，并未明确认定其为秦墓，苏秉琦先生只是指出：这种屈肢葬墓“与中原的古代传统习惯不合，……似当是一种新的外来文化，……”（注：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节选）·第五章·年代与文化》，《苏秉琦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半坡和沣西客省庄，分别清理了112座和71座东周时期墓葬（注：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9年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发掘者也只是讨论了这些墓葬的年代，均未涉及墓葬的国别及性质。
    到了60年代中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有计划地对曾为秦都的咸阳故城遗址（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年6期。）、雍城遗址（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凤翔队：《秦都雍城遗址勘查》，《考古》1963年8期。）、栎阳故城遗址（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1期。 ）以及秦始皇陵园（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8期。）进行了勘查，开始了目的明确的、针对秦文化的考古工作，同时对宝鸡附近的福临堡（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福临堡东周墓葬发掘记》，《考古》1963年10期。）、秦家沟（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村秦墓发掘记》，《考古》1965年7期。）二处春秋墓地进行了清理，并因其所在地在春秋时期属秦国所辖而论及可能为秦国墓葬。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对秦文化的认识是从确认遗存所在地的国别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