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到80年代，是秦文化考古资料发现和积累的时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重点对雍城和咸阳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发现了与秦都城有关的宫殿、宗庙、陵园以及城郊的墓地等大量遗存（注：对雍城所做工作：凤翔文化馆等：《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2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省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3期；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吴镇峰等：《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文物出版社，1980年；雍城考古队：《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9期；雍城考古队吴镇峰：《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 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 雍城考古队尚志儒、 赵丛苍：《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补正》，《文博》1986年1期；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3期；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一年凤翔八旗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工作站：《凤翔邓家崖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2期（1988年发掘）。
    对咸阳所做工作：陕西省博物馆等：《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1期；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1期；王学理等：《秦都咸阳发掘报道若干补正意见》，《文物》1979年2期；咸阳市文管会等：《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陈国英：《咸阳长陵车站一带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5 年3期；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 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由于兵马俑坑的发现，对秦始皇陵园的勘查和发掘工作亦全面展开（注：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11期；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12期；临潼县文化馆赵康民：《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迹》，《文物》1979年12期；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园陪葬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3期；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7期；秦始皇陵考古队：《秦俑一号坑第二次发掘简讯》，《文博》1987年1期； 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骊山飤宫”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7年6期。）。在宝鸡（注：宝鸡市博物馆卢连成等：《陕西宝鸡县太公庙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11期；王光永《宝鸡市渭城区姜城堡东周墓》，《考古》1979年6期； 宝鸡市博物馆等：《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年9期；王红武等：《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文物》1980年9 期；何欣云：《宝鸡李家崖秦国墓葬清理简报》，《文博》1986年4期；高次若等：《宝鸡县甘峪发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文博》1988年4 期。）、陇县（注：尹盛平、 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1期；肖琦：《陕西陇县边家庄出土春秋铜器》，《文博》1989年3期。）、长武（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长武上孟村秦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3期。）、 户县（注：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省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10期；曹发展：《陕西户县南关春秋秦墓清理记》，《文博》1989 年2期。）、铜川（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铜川市王家河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2 期。）、大荔（注：陕西省文管会、大荔县文化馆：《朝邑战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1978 年。）和甘肃东部（注：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刘得桢等：《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1 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天水西坪秦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88年5 期。）也发现了较多的秦文化墓葬，对秦文化的各种考古学遗存的认定也因其均地处秦国统治范围而明确无疑。首次被研究者确认为秦国墓地的即是在雍城南郊发掘的八旗屯墓地（注：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吴镇峰等：《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 年。），由于该墓地在墓葬形制、葬式、随葬器物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可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因此八旗屯墓地以及在雍城南郊发现的诸墓地，便成为此后研究者界定秦墓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