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期，笔者作《关中秦墓研究》，在对随葬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其所存在的不同文化因素，以探求秦文化自身的内部结构，虽未直接讨论秦文化的源流问题，但已指出：对随葬器物所作的某些类型学分析，或“暗示出秦文化与周文化有着某种联系”，或“表明秦文化在汉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注：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3期。）。最近有牛世山作《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在分析了西周时期秦文化的各文化因素后，提出秦文化起源于先周文化，并为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注：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年3期。）。
    上述讨论，已不再把秦文化作为一个封闭的单线进化结构来对待，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多元谱系结构，并且在对其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秦文化的渊源和结构问题，表明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划分阶段的目的是想籍此使研究者清楚秦文化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研究目的与研究层次间的关系，各阶段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每一后起阶段都是以前一阶段的工作为基础，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学科的历史，如同不断的河流，存在着沉淀和扬弃，在它向前涌淌，提出新课题并著力研究的时候，是以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基石，又要回头观察前段应解决而未曾研究的问题，甚至还得重新检讨以往看来似已解决的问题。”（注：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二
    综上文所述，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在60余年的历程中，是以城址和墓葬为中心进行的，因此到目前为止的对秦文化的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也多以城址和墓葬为中心而展开。下文将对秦文化城址和墓葬的研究现状进行论述（注：在秦简、货币、长城、金属工业等方面，亦有学者进行过较深入的整理和研究，由于各自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因而上述各研究都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1.城址与建筑
    据文献记载，秦自“邑秦”之后，曾屡迁其都，有“襄公二年，徙都汧”（注：《史记·秦本纪》襄公二年下张守节《正义》注：“《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宁公（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卜居雍”、“献公二年，城栎阳”、“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等。目前经过田野考古工作并已确认的秦都城遗址有雍城、栎阳和咸阳故城遗址。
    （1）雍城遗址
    雍城是秦国历史上为都时间最长者，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时始， 一直到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止，长达294年，秦迁都栎阳后，这里仍为秦国西方一个重要的城市（注：《史记·秦本纪》记，秦迁都栎阳后，尚有孝公、德公在雍建橐泉宫、蕲年宫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王行王冠之礼亦在雍进行。）。自70年代后期以来，雍城考古队围绕雍城遗址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目前已确认雍城遗址在今凤翔县城南，雍水北岸，总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在城内中部偏西南地区发掘的马家庄一号建筑群，被认定为秦都雍城时的宗庙遗址（注：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2期。）；在姚家岗清理的建筑基址，被认定为德公元年初居雍时的大郑宫遗址（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1994年。），或认为是春秋时期的雍高寝（注：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在其附近还发现了储冰用的“凌阴”遗址（注：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省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3期。）和青铜建筑构件的窖藏（注：凤翔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2期。）；经过钻探的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被认定为秦的朝寝建筑（注：韩伟：《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在中部偏北处的高王寺、凤尾村一带， 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窖藏，被认为是该地点为战国时期宫殿区的重要线索（注：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在城内北部勘探出一个近长方形的封闭式空间遗址，被认为是秦“市”（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1994年。）。在雍城的南郊还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可能为雍城的离宫别馆和祭祀场所（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1994年。）。另外在雍城的南郊还发现了大型陵园和中小型墓地（注：见①④中对雍城所做工作中的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