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兄弟叔侄之间比屋而居，任何关涉切身利益的事情，都会引发争讼。据《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叔侄争》记载，盛荣与盛友能为叔侄，素有嫌隙。盛荣以其盛友能包占古路、侵占祖墓、强占竹地和桑地兴讼。经调查，所争古路，本非盛荣自己的地盘，乃众人往来之通道。盛友能跨路造门，并不妨碍众人往来通行。所讼盛友能侵占祖墓也站不住脚。至于所争桑地，原系盛荣父亲盛文旺从盛文智手中买来的产业。绍定年间，其侄盛友闻盗卖给盛友能为业。盛友能不问来历，不收上手旧契，卤莽交易，导致争讼。盛友能得到此地，筑屋其上，种竹成林，已十四五年。按规定已过追还期限。盛荣只可得到偿钱，不可得其产业。所争竹地，系盛文旺、盛文贵（盛友能之祖）中分之产，理应各得其半，却被盛友能独自占有，确系影带包占，盛荣理应得到其中的一半。像这种因家族产业在传承过程中发生纠纷而导致的家族成员之间的争讼在宋代已是极为普遍的事情。
    僧道与其他阶层人士的争讼主要集中在田地财产等方面。抚州金溪县白莲寺有田产在港西，卢嘉猷有田产在港东，“两家之讼，初争田，次则舍田而争水圳，其终又舍水圳而争水港”。（《勉斋集》卷32《白莲寺僧如琏论陂田》）建州开福寺有23子院，到南宋中后期废坏8院。其中开福院、释迦院等田产多次被乡官或客僧作为绝产请佃，引起争讼。23子院皆系开福寺物业，他们以乾道元年颁布“建、剑等处州县管下寺院田产，为形势、富豪之家妄作绝产请佃，今合尽数给还”的规定为依据，争回属于本寺的田产。
    僧道中也不乏“健讼之人”。江西崇真观女道士王道存拿出本观文书，与熊氏等十数家争讼地界，声称十数家所居之屋，所葬之地，都为崇真观之地。十数家居民也拿出十数年来的文书，各有经界打量记载，一时竟难以辨明谁是谁非。争讼至官府，官府前后断定归属殊异，有的官员断定产业应该给还居民，有的官员断定应给还观中。后来转运使赵龙图倾向崇真观，判其中一家居民占崇真观基地造屋居住，要求这一家居民拆掉房屋，其余居家认还租钱。王道存仍然不满足，“恃其澜翻之口舌，奔走于贵要之门”，扬言将挖掘余登、谭太两家已葬数十年的坟墓。地方官黄幹在处理这件争讼的书判中说：“江西之俗，固号健讼，然亦未闻有老黠妇人如此之健讼者。”（《勉斋集》卷33《崇真观女道士论掘坟》）
    这些争讼的起因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社会财富面临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利益驱动导致人们奋起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再顾忌争讼的另一方是自己的亲人、亲属、乡邻，抑或父母官。如曾氏兄弟因父亲奏荐，弟先于兄得官，引起兄弟之间不和。弟既得官，又时常在财产上多占多拿，导致双方争讼不已，甚至发展到私下结集同伙以壮大争讼的声势。“兄或资人以窘其弟，弟或使人以害其兄，无非以横逆相加，以阴诡相陷。以天伦之厚，而疾视如仇雠；以骨肉之亲，而相戕几豺虎。纷纷诉牒，曾无虚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5《典买园屋既无契据难以取赎》）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因利益调整而导致的争讼中，真正的贫苦农民因势单力薄而往往处于不利境地。临江军新淦县窑户十七人以烧砖瓦为业，谢知府家建房需要砖瓦，双方订立供需文约。谢知府以势凌人，在订立文约上抑勒窑户。后以所供砖瓦不足不付钱。鉴于此，窑户呈词县府，讼谢知府非理抑勒，强买砖瓦，而谢知府却讼窑户违背文约。实际上文约本身并不合理，窑户并不情愿，只是在弓手、保正的抑勒和逼迫之下画押同意的。黄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势之家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他们敢于违法，关键在于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可以买通官府官吏，“曲行改断”。老百姓即使遇到清廉的地方官主持公道，而在争讼中“偶得理直”，也是所费多多，“不胜其困”。（《勉斋集》卷33《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卖田地事》）
    在争讼日益繁多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与词讼相关的角色有了用武之地。教唆词讼之人在民间争讼中就扮演了一个极为特殊和重要的角色。曾任漳州地方官的陈淳说，漳州民间有一种人，“长于词理，熟公门事体浅深，识案分人物高下，专教人词讼为料理公事，利于解贯头钱为活家计。凡有词讼者，必倚之为盟主，谓之主人头”。扮演这种角色的人，有的是贡士，有的是国学士，有的是困于科场的进士，有的是势家宗族子弟，有的是沦落民间的宗室后代，有的是被斥罢的公吏。他们“皆于影下教唆，或小事妆为大事，或无损伤妆为几丧性命，或一词实而妆九虚以夹之，或一事切而妆九不切以文之。承行之吏亦乐其人为鹰犬，而其人亦乐于挟村人之财与之对分”。（《北溪大全集》卷47《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官府和官员对这种人都表现出憎恶的态度。刘克庄说：“教唆词讼之人，则欲荡析别人财产，离间别人之骨肉，以求其所大欲。”（《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3《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教唆词讼之人的情况十分复杂，其作用应辩证地看。
    书铺在争讼中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它一方面代民众书写讼状，另一方面应官府的要求，对一些有疑问的契约文书等的真伪进行检验。朱熹任地方官时规定，官人、进士、僧道、公人须自己亲笔书写讼状，其他民户“并各就书铺写状投陈”。（《朱文公文集》卷100《约束榜》）黄震任地方官时明确规定讼状“不经书铺不受”。（《黄氏日抄》卷78《词讼约束》）陈安国瞒着母亲阿江和幼弟陈安节将家中田产盗卖给他人，并在契书上假冒阿江和陈安节之名签押。官府比照二陈兄弟的笔迹，“钊”字一作草头，一作竹头，“又唤上书铺辨验”，（《勉斋集》卷33《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卖田地）契书上陈安节三字确系陈安国书写，从而断定陈安国盗卖田产无疑。书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按照官府的规定行事，否则将与民户一同科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