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时人大多认为争讼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称之为“好讼”、“健讼”等。这是相对于传统儒家思想倡导的“民淳事简”的风气而言的，但它在实际上是难以完全做到的。面对土地关系的大变动，商品经济浪潮的大冲击，民间社会矛盾和民事纠纷越来越多，朝廷和官府为了减缓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民众呈词官府，诉其遭遇的不平之事，由官府出面裁决争端。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朝廷的“开放”精神。
    另外，争讼实际上是人们利用法律条文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普通百姓受到豪强形势之家的侵害时，呈词官府进行争讼是他们较为可行的一种选择。虽然有时因官吏腐败得不到公正处理，但总比坐受困辱要好一些。而一旦遇到较为有作为的官吏，他们的合法权益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洋州土豪李甲在哥哥去世后，强迫其嫂改嫁，又诬称其子为他姓，为的是独享其财产。其嫂屡讼于官，都以李甲贿赂官吏而得不到公正处理。知州韩亿到任后，审视案卷，以为乳医可以为证，嫂之怨情终于得以辨明。
    为了更好维护自身权益，不少地方的村民积极学习律令，学习词讼程式。“江西州县，有号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以非圣之书，有如四言杂字，名类非一，方言俚鄙，皆词诉语”。（《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0）这种学律习讼的风气遭到官府的强烈反对和严厉禁止，“绍兴敕：诸聚集生徒教辞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各杖八十”。（《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26）但终未能阻止乡民的热情，不少民众冒险收藏法律文书，还出现了不少专教词讼的家学。如虔州、吉州“专有家学，教习词诉，积久成风”。（《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0）从这方面看，争讼是宋朝社会开放进步的表现。
    六
    有些争讼得不到解决，有些争讼结案又讼，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吏治腐败。宋孝宗时有官僚报告说：“比来民讼，至有一事经涉岁月，而州县终无予决者。”（《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32）有的虽然予以理问，但多处理不当，“使有理者不获伸，无辜者反被害”。（《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31）范应铃曾在抚州、蕲州及广西任地方官，处理过不少民间争讼，他深有感触地说：“乡民持讼，或至更历年深，屡断不从，固多顽嚣，意图终讼，亦有失在官府，适以起争。如事涉户昏，不照田令，不合人情，遍经诸司，乃情不获已，未可以一概论。”余焱讼黄子真盗买其叔父余德庆田产，“累年交讼，紊烦上司”，范应铃即认为“失在州县，民户所不足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漕司送下互争田产》）
    伴随分家析户而进行的田产屋业等财产的分割，必须按规定到官府办理有关手续，这是杜绝分家之后田产屋业争讼的关键所在。但贪官污吏从中勒索和作梗，致使当事人不敢到官府办理相关过割手续，而是私下了结，从而留下争讼的后患。袁采说：“县道贪污，遇有析户印阄，则厚有所需。人户惮于所费，皆匿而不印，私自割析。经年既深，贫富不同，恩义顿疏，或至争讼。”（《袁氏世范》卷3）
    有的官员甚至以贿赂的多寡来判定争讼双方的是非曲直。据《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38记载：“百姓有怨诉之有司，将以求伸也。今民词到官，例借契钱，不问理之曲直，惟视钱之多寡，富者重费而得胜，贫者衔冤而被罚，以故冤抑之事，类皆吞声饮气。”
    按照规定，“州县遇民讼之结绝，必给断由，……上以见听讼者之不苟简，下以使讼者之有所据”。（《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37）然而有些官员并没有照此规范行事，不出具断由给争讼者。这是造成一些争讼翻来覆去的重要因素。正如一些大臣所指出的那样，“民间词讼多有翻论、理断不当者，政缘所断官司，不曾出给断由，致使健讼之人，巧饰偏词”。（《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34）而官府不出给断由，正是为了隐瞒情弊：“比年以来，州县或有不肯出给断由之处，盖其听讼之际不能公平，所以隐而不给。其被冤之人或经上司陈理，则上司以谓无断由而不肯受理。如此则下不能伸其理，上不为雪其冤，则下民抑郁之情皆无所而诉也。”（《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37）由此可见宋朝吏治的腐朽和底层民众所遭受的重压都是十分严重的。
    以往人们讨论宋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往往多注重从宏观方面去把握，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得出来的结论有时不够全面，或缺乏深刻性。丰富多彩的历史应当从多角度、多层面去阐释。民间争讼关涉社会下层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视角去观察宋朝社会，一方面可以此印证已有的结论，使之更具有说服力，另方面可以丰富人们对宋朝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乃至改变以往不正确的看法。
    【参考文献】
    [1]雷家宏。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朝民间争讼的缘起[J].中国历史文献[A].2000,（1）。
    [2]郭东旭。宋代之讼学[A].漆侠。宋史研究论集[Z].北京：河北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