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争讼这个窗口来观察宋朝社会，不难发现宋朝的社会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田地买卖、租佃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都呈现出与前朝不同的新特点。土地买卖活跃，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田宅），无钱则卖，一田二主和一田多主的现象越来越多。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是导致田讼增多的主要原因。大中祥符九年，秦州官员指出：“州民多讼田者，究寻契书，皆云失坠。至召邻保证验，重为烦扰。”（《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57）实际上，不是契书失坠，而是当初置买田产之日，根本就没有税契，没有履行规定的手续和程序，导致日后田讼失据。按规定，典买田地山林，交易双方要立契，并到官府交纳契税钱，改正户籍，过割租税。南宋袁采指出，官府法令中以有关田产交易的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袁氏世范》卷3）而实际生活中，田产山林的争端一点也不少见，大多是违法交易所致，如不印契，不离业，不割税，重叠交易，凡此等等都会导致词讼连年不决。宋朝田产交易有断卖、典当、抵当等形式。不少地方的人们习惯于用田产作抵押，向他人借钱急用。有的甚至订立两份契约，一作抵当，一作典当。等到时移事久，物是人非，用其一契而匿其一契，以典契认田产，双方的争讼便不可避免。实际上，只有离业、过税，才称得上典当。否则，就是抵当。
    一位县官在处理一起“主佃争墓地”的讼案中感叹道：“世降俗薄，名分倒置，礼义凌迟，徒以区区贫富为强弱也。……再传而后，子孙衰弱，主佃易势。”（《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主佃争墓地》）在土地自由买卖、土地所有权频繁更移的背景下，“主佃易势”是很自然的事。有的置买了大量田地，难于管理，自然要寻找代管者。文献中的幹人（幹仆）就是这种身份的人，他们介于业主和佃种者之间，学者称之为“二地主”。幹人不仅料理主人的田产，还代理主人的田产争讼等事务。如江西曾适、张潜争地，曾潍、赵师渊争田等，都有幹人出面应付官府。其中曾潍幹人不服官府所断，“再行论诉”。（《勉斋集》卷32《曾潍赵师渊互论置曾幹田产》《曾适张潜争地》）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由于官户形势之家享有多种特权，不少贫弱之家，习惯于把田产隐寄于官户形势之家，以降低自家的户等，减免税役。“私以田产托于官户，或量立价钱，正为交易；或约分租课，券契自收。……其间亦有假于官户久而不归者，起讼滋狱”。（《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77）南宋袁采指出：“人有已分财产，而欲避免差役，则冒同宗有官之人为一户籍者，皆他日争讼之端由也。”（《袁氏世范》卷3）除“久而不归”外，还有的自行转卖。衢州江山县詹德兴系吕千五的重亲。吕千五的父亲因官府差他充役，将坑南、牛车头、长町丘等田产假作詹德兴名义立户，并收有詹德兴将其田典给吕家的契书。后来，詹德兴将其田产卖给毛监丞家，引起吕千五的不满，于是呈词官府，讼詹德兴“盗卖”吕家田产。地方官翁甫说他“未见有寄主与受寄人如是之纷争也”。（《名公书判清明集》卷5《受人隐寄财产自辄出卖》）不少官员指出有些田产争讼久而不决，原因正在于“投托形势”。郑应瑞与吴八所争周村桥头田，年租仅五斗，14年争而不决，“盖吴八投托形势孔主簿，应得檐庇之故”。（《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已卖之田不应舍入县学》）
    土地买卖给土地兼并提供了契机，导致土地向官户形势之家集中。他们买来的土地不是集中经营，而是分散租佃给农民耕种。田主胡小七家的佃客达到一百余人。田主与租佃者双方的权益和义务由租佃契约来规定。收成之际，以当初立下的契约分配收益。租佃者可以要求减租，也可以要求退佃。退佃和佃的过程中，争讼时有发生。余细三十有祖墓林山与胡小七田地连接。胡家佃客因墓林茂盛遮蔽田地为由打算退佃，实际上欲以此为由要求田主减轻苗租，结果导致胡、余两家争讼斗殴，致死一人。池州毕家沙沙田系官府所有，原由吕仲富、胡彦文承佃，每年交纳租钱1700多贯。后来官府以拖欠租钱数额太大，召人佃，贵池县乔廷臣增租钱为2070多贯，而获得沙田的管佃权。三年后，青阳县江谘以乔廷臣不是“实封投状”而是“明状自陈”，系违法请佃，更讼迭诉，迫使官府出榜召人实封请佃。江氏将租钱增为3400贯，乔廷臣不甘心江氏夺佃，愿出江氏所报租数。双方争讼，历经数年。
    四
    尽管理学家和不少社会上层人士大力倡导妇女守节，反对妇女再嫁，但民间受其实际影响不大，妇女再嫁、三嫁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导致的户婚财产争讼也十分普遍。如周氏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一年后，周氏因京直义过分宠爱嬖妾而逃归曾家。随后京宣义到外地任官，周氏没有跟从。周氏去世后，京宣义讼至官府，要求取周氏归葬。黄幹说：“以义断之，则（曾、京）两家皆为义绝；以恩处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勉斋集》卷33《京宣义诉曾岩叟取妻归葬》）所以他断周氏之丧听从曾家安葬，京宣义不得再行争讼。从民间这个角度看，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妇女改嫁并不像洪水猛兽般可怕，而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另一方面，作为人性的一种权利，妇女改嫁情况因人因地因时有所不同，是非不能以贞洁一概而论，而将其上升到“失节”的高度。从户婚财产等争讼案例中不难发现，宋朝社会的主流思想并没有完全深入人心，也不可能完全深入人心。阿区初嫁给李孝标为妻，后再嫁给李从龙为妻。李从龙死后，阿区又嫁给梁肃，为之主婚者乃叔翁李伯侃，送嫁者乃族叔李孝勣，可谓光明正大地改嫁他姓。阿区小叔李孝德入状兴讼，处理争讼的地方官胡颖说：“阿区已为李从龙之妻，非复李孝标之妻，是不为李孝德之嫂矣。李从龙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所自择，可也，李孝德何与焉？”（《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嫂嫁小叔入状》）“阿区之所自择，可也”，说明宋朝妇女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她们周围的人对妇女改嫁在一定程度上持理解的态度，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改嫁而一落千丈。
    宋朝妇女还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无论是在室女还是出嫁女，都可以从父家得到一定数量的财产，尽管其数量很少。郑应辰亲生二女，无子，有一过继子郑孝先，家财仅田产一项就有3000亩。郑应辰在遗嘱中拨给二女田产各130亩。郑应辰去世后，郑孝先讼至官府，妄图谋占上述已拨田产，被官府杖一百，原遗嘱有效。丈夫死后，妻子包括侧室对家庭财产具有一定的处置权。如果无子，可以立嗣继承财产。“诸户绝人所生母同居者，财产并听为主”。南康军建昌县刘氏讼立嗣一案中，刘氏虽为田登仕侧室，没有正式礼婚，也拥有这个权利。“刘氏者，珍珍之生母也；秋菊者，二女之生母也。母子皆存，财产合听为主，通仕（田登仕之弟）岂得以立嗣为由，而人头干预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3《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妇女如果改嫁，可以带走随嫁田产，但不能带走原夫家其他财产，也不能处置原夫家财产。否则夫家的后人或族人就会站出来，与之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