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录”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分立与依存关系
    “实录”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这样总结的：“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⑦而作为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实录”最早见之于扬雄的《法言·重黎》篇：“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⑧“实录”究竟为何意？扬雄未做出具体解释。嗣后，班固予以明确定义：“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⑨实录包括本体论上的记事原则和方法论上的撰述要求两个方面。唐代刘知幾将“实录”上升到理论高度，《史通》中有《直书》、《叙事》等篇章加以具体阐释，认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从扬雄到刘知幾，“实录”无外乎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历史叙事者即主体的态度，要客观公正，善恶必书，有刚正不阿的气概；二是指历史叙事的内容即客体，要真实可信；三是指叙事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历史不能重演，史学家又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流传下来的历史事实，是史学家在对占有的史料作考证和解释的基础上，对过去事件所做的合情合理的推测、想象和虚构。这个推测出来的事实，即使与实际发生的真实存在着差距，有时为了主观目的甚至是歪曲史实，但这样的历史叙事也被相信是真实的。可见，“实录”的本质重在以事言理，建构自己的学说，实现主体与客体在主体层面的和谐统一。但作为主体的人，就本体论而言，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这决定了主体的认知行为既不能超越或凌驾于自然和社会之上，又不能冲破而仅仅局限于自我意识之内，通过实践与客观世界建立起认知关系，也只有那些进入主体认知视野，并能被感知到的那部分客观实存才能成为客体，因此客体都凝结着主体的本质力量，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言：“认识关系的建立，既不是由于外物的一种简单复本，也不是由于主体内部预成结构的独自显现，而是包括主体和外部世界在连续不断相互作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套结构。”⑩主体与客体总是相伴而生，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的。
    首先，实录是主体的全面性与客体的具体性的辩证统一。历史书写是主体分辨客体并将所分辨出的客体意识化后抽象出历史意识的一项主观性工作，而主体分辨客体的标准和原则是由人的历时性和社会性决定的。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尽管史学家时时刻刻都在努力追求客观与真实，但无法摆脱其价值观、意识形态、认知水平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更不能脱离其所生活的时代和当下社会的客观环境，因此史学家对每一过往历史事件的叙述，都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时代性和社会性。尽管史学家所选择的是一个个孤立的、具体的客体，但所展现的却是社会生活的全貌。
    司马迁要总结“古今之变”的历史规律，以《本纪》和“十表”编年，纵向展开历史进程，然后再横向以《世家》、《列传》和“八书”详细展开时空坐标点上的事实，究其历史本末因果及其发展趋势，以主观目的贯穿客观史实以展现历史发展态势。《本纪》编年以王朝和帝王为体系，表现了从黄帝至汉武帝二千三百余年朝代变迁和帝王相承的历史大势。“十表”总述天下大势，以时代的变革划分段落，将二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古、近古和今世)和五个时期(古朴、霸权、战国、剧变和汉代)，时期与时代的划分和王朝与帝王相承体系互为补充，鲜明地表现了各个历史段落的世势发展与变迁。三代靠德，春秋战国靠武力，秦汉靠天助，这是历史之变的必然事势。《三代世表》普列夏、商、周三代世系及周封诸侯的积德累善的古朴时期，为我们勾画了一个以黄帝为共祖的帝王世系来表现上古历史的发展线索，用以“明诸侯亦皆黄帝后”。如果再结合《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等篇章看，司马迁肯定了汉武帝为民族统一所做出的贡献，反对掠夺仇杀等不义战争，向往各民族和睦友好。其实司马迁是从天道和人事两个方面为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和思想作合理的解释，这是司马迁的政治历史观使然。司马迁以“纪传体”相对完整地再现了二千三百年的社会生活全貌，刘知幾在《史通·二体》中评论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赅，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11)
    其次，实录是主体的主观意识与客体的客观属性的辩证统一。在认知关系中，主体的自我意识是隐形的，只有借助于有形的客体才能显现，而叙事中的客体都是主体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识对客观存在进行加工创造，都潜藏着主体的创作心理和个性特征。“八书”所载典章制度虽说都是当下公认的经国理邦的大事，但“八书”的排序反映了司马迁对治道的探寻及对汉武帝的评价。前三篇言人事，并《礼书》列于第一，次为《乐书》。司马迁认为三代以来，礼乐损益，律历改易，这表明司马迁崇礼敬乐，向往礼乐治国的有德盛世。在封建社会，“礼”是维护封建政治权力的一种最有效的制度，说明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礼”“乐”治国，这种孔孟以来所宣扬和总结的儒家政治理想，是司马迁观察和思考社会历史问题的政治前提。第三篇是《律书》，述兵家之事，表明司马迁在治理国家方面主张先儒后法。第四篇《历书》叙历法，人事当依天地变化而行。虽说司马迁人事与天道并重，但更注重人事。紧承其后是《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此三篇所载客观世界的天地万物，都是主体能感知到的客体。最后一篇为《平准书》，全面记载了汉初至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评述了汉代财政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与利弊得失。在司马迁看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被汉武帝一朝消耗殆尽，治乱兴衰、褒贬溢美不言自明。看似实录，但并非对原生态的社会生活进行简单模拟，而是通过对史实的选择和语言的表述，使每一客体都涂染上鲜明的主体色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12)，这只是太史公的一种谦词，实则将自己的论断寓于叙事中，传达出自己的情感意志。
    最后，实录是主体的生命意识与客体的无生命意识的辩证统一。在审美层面，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不是静止的，而是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趣味复现在客体中，使客体显露出生命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价值，不仅由于客观实存进入主体的认知范围而成为客体，也由于这个客体被赋予审美意义而成为艺术品。我们说《史记》具有艺术性，因为司马迁在《史记》的历史构图和建构历史的过程中，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审美世界中的理想社会，政治清明、国泰民安、重义气、讲信用，上有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等那样的明君，下有管仲、吕望、陈平等那样的贤臣，还有季札、孔子、伯夷、叔齐、战国四君子等那样的君子。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又塑造了众多的审美精神客体：像苏秦、荆轲、项羽、刘邦那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者；像吴起、商鞅、贾谊、晁错那样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自我牺牲者；像刺客、游侠那样言必信，行必果，讲求社会信义者；像孟子、蔺相如、张良、陈平那样具有浩大弘毅的君子人格者。一代帝王也好，贤臣名将也罢，无论有德无德，司马迁都有褒有贬，都有颂有批，把这些人物从无生命的异质状态下改变为与自己的精神旨趣相吻合的具有生命气息的同质成分，以审美的态度站在功名事业的辉煌顶峰上来品味人生，塑造鲜活的生活，撰写生动的历史。正如匈牙利美学家卢卡契所言：“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画像，在这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实录”并不等于“照录”，因为历史学家与生俱来的个性品格及其生活经历、素养等一系列特殊因素综合而构成的史学家个人独特的认知视角、思维模式、情感取向和评价标准与历史学家形影相随，历史叙事中的主观性是确实存在而又无法克服的。
    三“真”的多元性及其特点
    “历史”有双重内涵，一是纯客观的历史进程，一是以史料形式存在的对过往发生的一切记载的整理、编排和解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书写的历史。书写的历史，由于史学家所选用的语言表述模式和主观意识的影响与制约，在复现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赋予历史事件以价值和意义，使历史事件成为存在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但这样的历史事实的真实程度却被深信不疑(13)。可见，历史叙事中“真”的内涵是多元的。《史记》即是如此，虽然记录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异闻逸事，还虚构了人物的心理语言细节描写，却不但没有遭到质疑，反而被认为是信史，千古传诵。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这样的真实体现在三个层面，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存在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文本”。
    1.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存在，是史学存在并得以发展的唯一的前提条件。纯粹的历史事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指历史事件独立于主体之外而存在，无论人们是否感知到，不需要人为的助力或激励，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确有其事，它是史学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对史学“客观性”的重要性曾有过精辟的阐释，他说历史学科的核心是“客观性”的思想和理想，它是这项事业的基石，也是史学继续存在的理由(14)。第二是时效性。在时空的坐标系中，历史事件稍纵即逝，需要语言来延续它的生命。当语言呈现在档案文字、史料、记忆或其他遗存物中时，只是对历史事件的零散的、僵死的、不完整的记录，这仅能证明历史事件的存在，而史学家所做的也只是对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讲述或书写，他也不能经历，同样历史事件也不能重演。第三是无序性。历史事件是一连串的互无关联的行为或事情的发生，在没有成为历史事实之前是杂乱堆放的，事件与事件之间既无逻辑联系也没有意义关系，具有断裂性和缺失性。第四是无意义。历史事件被保存在年代记或编年史的历史文献里，呈现在史学家面前的是静态的、僵死的文字符号，存在于他们生活现象世界的流变之外，而这些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失去了生命气息、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所构成的生活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5)。
    但是书写的历史中纯粹的历史事件是不存在的。比如《史记》的“十表”总述天下大事，“十表”的每一格都是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但是当它出现在特定的时空或特定的意义序列中已非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被解喻过的历史事实，再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排列来揭示古今之变的时势。比如以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帝、汉武改制等历史大事件为分期断限，实际上每一表都寄寓着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开篇《三代世表》即言黄帝为天下共祖，其后周虽然名存实亡，但《十二诸侯年表》仍以周为天下共主，《六国年表》展现了战国之际天下由分裂到秦统一过程的真实历程，《秦楚之际月表》记述了汉统一天下的历程，汉代六表都是围绕最高统治者打击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核心问题进行选材和论证的。历史事件本身是客观的，它只是作为事件系列中的一个要素存在，不起一种故事要素的作用，只有被编排到一种意义等级之中，才成为充当故事的要素，才具有了意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