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统历史叙事中呈现的内在张力
    “张力”(tension)一词，最早是“新批评”派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中，把其从物理学领域借用到文学批评范畴的。他认为好诗都具有“张力”这一共同特质，张力产生于语言的表述和比喻意义之间，而“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我们所获得的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义：在每一步上我们可以停下来说明已理解的意义，而每一步的含义都是贯通一气的”(25)。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中谈到历史叙事时，也认为语言表述与历史意义之间存在“张力”，历史叙事的语言有着所有诗性语言所共有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超出事实之外的蕴涵，而且正是历史语言和历史意识所普遍具有的比喻特质，成为历史著作和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英国学者罗吉·福勒赋予张力以辩证法思想，将张力释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认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和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26)。嗣后，张力被作为一种艺术思维与批评手段广泛地应用，内容的客观性与表述的主观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造成了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张力，具体到历史叙述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张力。当我们书写历史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面对同一事件及其结构总是呈现出不同的体验和思考。《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吕不韦与异人政治交易的故事取材于《战国策·秦策》，原文只有吕不韦的话语，并没有异人的反应。司马迁把自己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融化到吕不韦和异人的谈判中，将现实生活中对真善美的期待折射到文本所描述的理性的道德世界里，把吕不韦向异人进说的一段说词改写成了一桩微妙的政治谈判，虚构了异人的反应，推测了双方的心理活动。一个政治投机商，一个即将发迹的落魄士子，两个人被刻画得惟妙惟肖。但是在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变过程中，叙事话语的选择、叙事文法的运用及思考模式的选用，总是夹带着史家的主观期待和历史意识，以及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倾向，使文本产生强大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作品当下的时代特色、价值意义和社会属性。
    第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张力。作者与读者是语意传播与接收过程的起点和终点，语意的增值就是在二者之间所产生的张力下完成的。一方面是作者退隐，完全以第三人称的语气讲述故事，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或者作者在语义表述时比较含混，甚至有歧义和空白，而且作者隐藏得越深，越是沉默不语，所形成的张力越大，越具有多义性。另一方面是读者凸现，在语义接受时，读者基本上以自己的认知方式去关照作者的叙述，以自己的审美体验和感受去解读和重构作者的思想意义，在读者与作者对接的过程中相互碰撞，有时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二者建构起不同甚或完全相反的意义世界。读《孝武本纪》，汉武帝是一代有为皇帝，他的雄韬伟略，他的赫赫功绩，不禁让人折服；读《汲郑列传》、《匈奴列传》等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其他人物传记，汉武帝贪婪狡诈的本性，穷兵黩武的残忍，让人不寒而栗。太史公虽然只是以第三者陈述事实，隐去自己或保持沉默，但爱憎之情自然分明；而读者要获得一个完整的武帝形象，必须综合多篇，进行加工提炼。“由于兴趣、信念、原有的知识、态度、需要和价值观等等这些认识因素上的差异，具有不同认识结构的人们实际上对任何复杂的刺激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即赋予意义。”(27)因此每个读者都会在自己的期待视野内对某一部作品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评价。
    第三，事件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历史文本中所选用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学家运用各种方式从史料中推证出来的历史事实，一种虚构的制式或概念装置串联起来的叙事对象，受事先预存的写作目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历史的研究成果，因此它和实际发生的历史的真实是有差距的。正是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这个差距所产生的张力使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多元化阐释。《史记》在传播过程中显示出多元文化价值的特征。《史记》问世之初被定为禁书，汉武帝怒而删书，汉明帝公然宣称司马迁“微文剌讥，贬损当世”。魏晋时期《史记》获得了全新的内涵，被认为“扶明义教，网罗治体”(28)，“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29)。历代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统治者的影响而多角度、多层次地研读《史记》，他们按照各自的主观目的各抒己见，在事实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徘徊，不断地挖掘《史记》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生成多姿多彩的历史文本。史学家在接受和阐释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不是复现而是自觉地参与了历史事实的构建，创造了历史的意义，但它的真实性却得到普遍的认可。
    第四，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真实，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事件的认知结果。而虚构，按照怀特的理解，是指在生活世界中产生的特定的行为事件，只是没有与之相配的行为主体，在这个层面上二者反映社会真实的效果是相同的。历史事件转变为历史真实的情节化编织过程中也被赋予历史叙事性，而历史叙事所带来的虚构性和想象性是在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按照主观目的需求，根据人物性格逻辑及其主要行为活动，设身处地地设想人物的表情、细节、对话、心理活动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在审美层面重新塑造出相应的新形象。陈胜、项羽、刘邦同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三个帝王，可面对秦始皇的赫赫神威，司马迁只记每人简短的一句话，陈胜曰：“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高祖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之也！”(30)这三句话却预示了三人不同的生存境遇、不同的结局和不同的实现理想方式。如果与《高祖本纪》、《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参互相看，项羽是贵族的后裔，敢作敢为，说此话理所当然；刘邦一小吏，更多的是钦佩和羡慕；陈胜一壮丁，对自己的命运强烈不满。这里，我们不禁惊叹史公创造真实的非凡功力。从真实到虚构之间由于行为主体的缺失而造成的空白为生活现象总体的形成而被理解为某种真实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在语意和形式上又为史学家提供了表达真实所需的张力，并且张力度的变化受空间大小的影响。
    第五，普遍性与典型性之间的张力。“典型性”是以个性反映共性的程度，是个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史记》叙述二千三百年的历史，并非事无巨细一一记录，而是选取每一时段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但给人的感觉不是断断续续而是连贯有序地叙述历史，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所反映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意识是某一时代或某一群体的集体性写照，折射出个案与历史和现实相互联系的驱动力量，非常具有普遍性。儒学是春秋战国时重要学派之一，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视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司马迁在《史记》中赋予孔子和儒学的优势地位是其他各家无可匹敌的，孔子无封侯被列入“世家”，又为其弟子作《仲尼弟子列传》。初步统计，其他篇目中提及孔子的地方约有160处，引用孔子的言论近90处，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云：“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轻重也。”其实直到今天，全世界建有孔子学院三百多所，孔子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可以说，《史记》中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通过这些典型性个案的有目的行为传导出具有当下社会意识形态效果的主观行为意志，扩大了真实性的程度与广度，所以普遍性与典型性本身就构成一种张力关系，即再现与表现的互峙。
    综上，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在“求真”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张力，是以“向善”为指归的对客观历史事件的整合与再现，隐藏着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力量。
    李红岩，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31。陈莹，历史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哲社系；北京，10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