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历史”认为，历史不限于“人类史”，而且应该包括“自然史”。20世纪80—90年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史学界，几乎同时都有史家大力倡导这种“大历史”，呼吁历史研究应该“人类史”与“自然史”并重。①尤其西方一些史学家，更是身体力行，积极开设“大历史”课程，撰写用作教材的“大历史”著作。这方面，最典型者自然要属美籍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所完成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一书了。②然而由此人们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大历史”只是20世纪才出现的史学领域新事物。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撰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其第一卷手稿中曾有注文云：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尽管这个注后来被删去了，而被删的原因迄今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注文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相当明确的：即历史由“人类史”和“自然史”共同组成。这，岂不正是“大历史”的史观！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开些，去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史学，那么则不难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史家便已经有了“大历史”的史学创立实践，并开始逐步形成自家特有的“大历史”史学传统。对此，让我们在后文中一一道来。
    上篇
    说中国古代史学具有一种“大历史”传统，绝非危言耸听之论，而是有其事实依据的。这，自然还得从被世人誉为“史圣”的司马迁讲起——
    毋庸置疑，司马迁头上的桂冠已经很多，不过，还有两顶极少被论者言及的桂冠应该再给他戴上：一曰“大历史”史观的倡立者，二曰“大历史”史著范式的开创者。
    关于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撰有《论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一文行世。③在这篇文章中，我从三个层面论述了司马迁“大历史”史观的具体内容：
    一、就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来看，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主张。
    二、在过去与现实的关系上，司马迁力主“通古今之变”。
    三、对于各家学说，司马迁“厥协《六经》异同，整齐百家杂语”。
    至今，我仍坚持这些看法。当然，在上述三个层面之中，第一层面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其为司马迁“大历史”史观之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其来有自。尽管研究者对这种观念产生的时代尚有不同看法，但自战国后期以来天人相沟通、天人可感应的认识逐渐成为时代思潮的观点，则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这里所谓的“天”，既有神学人格性，也有自然物质性，实际可以理解为自然、宇宙；所谓的“人”，既指人类及其个体，也进而指社会、政治。西汉时董仲舒进一步把“天”与“人”连接起来，确认“人”“天”也就是人事政治与自然规律有类别的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并使之成为大一统帝国制定秩序的理论基础。虽然今天来看，董氏的天人论相当荒唐、可笑，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先进的理论”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正是把这样一种“先进理论”运用于史学领域，去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存在的统一和谐，去探讨“天”的客观趋势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司马迁“大历史”史观的其他两个层面所论，应该是他用“究天人之际”的眼光去考察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各家学说关系的结果。所谓“通古今之变”、“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显然和“究天人之际”一样，都是要求得某种和谐与统一，是一种汇融与调适，大有执“中”的意味在里面。
    关于“大历史”史著范式的开创，具体反映在《史记》全书内容的编排上。有关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
    唐人张守节《正义》引颜云：“言众星共绕北辰，诸辐咸归车，群臣尊辅天子也。”由此可见，《史记》一书的内容编次，是以天象、物象比附人事而进行的。这种做法，明显同“究天人之际”的主张完全一致。尤其这当中关于“八书”的安排，上自天文，下到地理，囊括“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⑤，充分显现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历史”格局。
    当然，“八书”之中，最匠心独运之处，还在于特为“天”所设立的专门篇章。这就是所谓的《天官书》。对此，古代注家解释称：
    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⑥
    按《书》分七章：一、经星；二、五纬；三、二曜；四、异星；五、云气；六、候岁；七、总论。⑦
    此《书》叙周天列宿，于其句圜隋兑之形、前后向背之势，纵横指画，宛列目前。⑧
    从上述可知，《史记》之《天官书》实际是对那个时代以星气为主的天象学成就所做的一次全面梳理整合。
    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虽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那些“星气之书”的“不经”与“不殊”，但仍然“比集论其行事，验以轨度以次”，编撰成一篇洋洋乎关于“天”的大文章。对于如此做法的意图，尽管司马迁没有留下文字说明，然而他的实践却雄辩表明，此举为中国史著的编撰，树立了一个“天”“人”同书的范式。
    应该说，司马迁树立的“天”“人”同书范式，称得上是该时代一个石破天惊的伟大创造。这里的“天”，虽然只是具体言星气之类问题，但其方向所指还应是以天象为代表的“自然史”。这里的“人”，当然指人事，引申为“人类史”似应该顺理成章、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天”“人”同书范式，就其实质而言，亦即“自然史”、“人类史”同书范式。此举开创了一种“大历史”史著的编写体例，意义极其重大。司马迁的《史记》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历史”著作，同时也堪称世界上第一部“大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