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既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与佛教发生密切关系，就是唐代史学的特点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说明唐代的史学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的盛行，出现了多种与佛教有关的史籍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史学还没有单独成为一门学问，史籍的数量不多，在图书目录中还处于从属地位。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史籍列为经书的一个分支。至于与佛教有关的文献，自然还没有出现。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与佛教有关的历史文献，也应运而生，而且日益增多。
    东晋的法显为了求取佛经，从长安经西域由陆路到达印度，后又从海路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山东即墨），又转赴建康（江苏南京），前后15年时间，历经将近30国。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该书保存了有关西域与印度各地的历史情况，是中外学者非常重视的史书。
    南朝刘宋到高齐时期的王俭，是文学家，也是目录学家，他编撰的目录学文献《七志》，即附有佛经录。高齐到萧梁时期的另一位目录学家阮孝绪，曾编撰《七录》，其中第六部分就是《佛录》，这说明南朝流行的佛经文献已经不少。
    随着佛教的发展，还出现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僧人。于是，萧梁时的慧皎编撰了《高僧传》。该书记载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东汉明帝至南朝梁武帝共450 多年间的高僧257人，附见者还有200余人。这些僧人中，有不少是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贡献的。
    北朝北魏到北齐时的魏收，修撰了《魏书》。《魏书》的最后一卷是《释老志》。该卷的重要内容，是记载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北朝发展的情况，特别是北魏统治者接受佛教以后在北朝发展的情况。这是正史中系统记载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最早篇章。
    到了唐朝，由于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有关佛教的著述也日益增多，而且这些著述的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有些著述至今还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隋书·经籍志》，在其子部的杂家部分有《众僧传》（裴子野撰）、《历代三宝记》（费长房撰）等多种与佛教有关的目录。在集部之后还附有《佛经》部分，该部总结佛经有1950部，6198卷，同时，还概括说明了佛教的教义，叙述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及发展的情况。与《魏书·释老志》所不同者，是《魏书·释老志》着重叙述北魏佛教的发展，《隋书·经籍志》则叙述南北朝整个中国的佛教发展概况。这反映了分裂与统一两个不同时期的史学家的不同观点。前者着重于北部中国的一个时期的佛教叙述，后者则是站在统一国家的立场上，纵观全国较长时期的佛教概况。
    另外，还有一些佛经目录的专著，如隋文帝开皇年间的《众经目录》（法经等人编撰）、唐高宗时的《大唐内典录》（道宣编撰）、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开元释教录》（智升编撰）等，更是研究佛教史的专著。
    最值得称道的一部与佛教有关的史学专著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玄奘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645年）初回到长安，前后共19年，跋涉5万余里，历经现代的我国新疆、苏联中亚部分地区、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家的138个国家和地区。 《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根据自己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所见所闻，由他口述，其弟子辨机笔录而成的记实性专著。
    《大唐西域记》共12卷，对玄奘所经历的国家和地区，从地理环境、山川形势、物产、气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到种族人口、宗教信仰、政治概况等，都有力所能及的叙述。当然，由于他在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停留的时间有长短，从事的活动也不同，所以，对各国和地区的记载详略不同。如对尼泊尔的记载虽涉及到自然环境、物产、风俗习惯、人的外貌、性格以及信仰等，但毕竟非常笼统。还有《光胄王制声明论》与《小水池》两段文字，共90余字，与前面的概括介绍合计也不足210字。对一个国家的叙述，显然是太简单了。
    对印度的记载就非常详细，仅《印度总述》部分，就分别从释名、疆域、数量、岁时、邑居、衣饰、馔食、文学、教育、佛教、族姓、兵术、刑法、敬仪、病死、赋税、物产等17个方面叙述了印度的各种情况。对印度名称的解释，不仅使人容易理解我国古代史籍中为什么会有“身毒”、“天竺”等不同的记载，而且也可以看出玄奘不只是简单地记述情况，同时还分析情况，颇有见解。
    印度虽是文明古国，历史文化遗产却极为贫乏。印度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极感困难，《大唐西域记》提供珍贵的资料，不能不说是雪中送炭。固然，古代到过印度的人很多，也有一些亲身经历的记录，还有一些虽未到过印度而对印度很有兴趣的人所写的有关印度的文献，但他们的著述都没有超过或不能代替《大唐西域记》的作用。
    更值得一谈的，是《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我国唐以前的各种史书从未涉及的内容。就所记的国家或地方说，像白水城（苏联塔什干城东北）、恭御城（在白水城西南200余里，具体地址不详）、羯霜那国（苏联撒马尔罕南75公里处）、 忽露摩国（苏联杜尚别附近）、阔悉多国（阿富汗东北阿姆河上游）等。还有一些至今尚未详细确定位于现在何处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唐以前史书中未见记载的。
    还有一些令人值得思考的记载，如《小孤城》载：从坦逻私城（苏联江布尔）“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①。小孤城的300余户中国人是怎样来的呢？固然，隋末有不少内地人沦落到突厥，但主要是东突厥，300余户中国人怎样被西突厥所掠，史书记载不详，很值得研究。这些人， 身着突厥服，口讲汉语，居住在西域，自然要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发挥一定的作用，可见这段记载的意义颇为深远。
    根据以上内容，说明《大唐西域记》也是研究我国的新疆、苏联的中亚地区以及阿富汗等国家或地区的珍贵资料。纵观全书，很容易发现，该书的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不仅对研究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研究中外交通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大唐西域记》是佛教在中国盛行的产物，由此可见，佛教的发展对史学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