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发展，曾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但在佛教势力不断壮大的同时，又给统治者带来了不利的一面。这就是僧尼人数的增加，减少了政府直接控制的劳动人手；寺院经济力量的膨胀，又使许多土地为寺院所有。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与对劳动者的奴役。统治者是依靠剥削奴役劳动者而存在的，既然佛教的发展在这方面影响了统治者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也就由此而产生了。再加上道教反佛的因素，南北朝以后，围绕着对佛教的态度问题，不断有时起时伏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唐代的史书中有大量的反映。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的反佛，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的灭佛，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的反佛，分别在唐初所修的《北史》、《周书》，或在根据唐代文献所撰的两《唐书》等史籍中有所记载。
    与此相反，唐朝皇帝太宗、高宗、武则天、肃宗、德宗、宪宗、懿宗等，多次派人到法门寺迎奉佛骨。这是统治者尊佛的表现。尊佛与反佛，不断有所反复，各有进退。武德年间，傅奕反佛，萧踽崇佛，二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高祖赞同傅奕的意见。宪宗时，韩愈坚决反对迎奉佛骨，激怒了宪宗，结果韩愈由刑部侍郎被贬为潮州（广东潮安）刺史。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形成了多种与佛教有关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这正说明佛教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了。
    中外文化的交流，也大大丰富了唐代历史的内容。唐朝文化，除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以外，还融合了大量的外来文化，特别是伊朗系统和印度系统的文化。由于中国文化的先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⑨但是，这种文化输入，最初是通过朝鲜半岛缓慢地间接进行的。在遣隋使直接接触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以后，日本人才“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吸取、模仿”⑩。日本遣唐使接二连三地来华，正说明日本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
    随着遣唐使的频繁往来，又带来了另一种后果，就是有“很多唐人、印度人、西域人移居日本。这些人不但带来了唐朝文化，还带来了印度系统、伊朗系统的文化”（11）。从这方面说，当时的中国不但“堪称东方文化渊源”（12），而且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于是，在史学方面就出现了反映这种时代内容的专著。最有代表性的专著，就是《唐大和上东征传》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书于公元779年，作者是日本的真人元开（淡海三船）。该书主要记载天宝年间鉴真和尚一行备尝艰辛，东渡日本的事迹。虽然它是日本人的著作，但其内容是中日关系，离开唐朝的历史背景，谈不到鉴真东渡。也就是说，鉴真东渡是佛教在唐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古代中国这些历史内容的文献，无疑应当在史学史上有其适当的地位。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日本圆仁所撰。圆仁随遣唐使西渡到唐。他在中国求法巡礼，历时9年零7个月左右，涉及唐文宗、武宗、宣宗三朝。在中国走过的地方，相当于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7个省的广大地区。该书以日记的形式，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如实记录。这些所记的资料，对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有重要价值。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部珍贵文献，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行记》）相提并论，合称“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盛誉。
    佛教的盛行，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观
    由于佛教的发展与盛行，也必然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所以，唐代人们的历史观中也融合进了有关佛教的内容。
    在政治上，关于一个王朝的治乱兴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认识。秦统一全国后，对周的治乱兴衰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淳于越说：“殷周之王千余岁”，是因为“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李斯则针锋相对地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他认为“三代之事”不足效法，淳于越的谬论是“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13），应严加禁止。汉朝初年，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古代治乱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汉高祖曾要求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4）陆贾为此而著《新语》，得到刘邦的称赞。刘邦还要求人们总结他“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15）。高起、王陵的回答，未能抓住要害。他认为自己能胜项羽的关键是善于用人。以上认识，主要是从政治制度与帝王个人的才能方面总结经验。
    在唐人的历史观中，对于历代治乱兴衰的认识，仍然保留了以往的内容。在论述政治上的治乱兴衰时，往往又涉及与佛教有关的因素，使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带上了佛教的色彩。
    韩愈认为，古代没有佛教，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以至汤、武，都能维持长久的治世，汉明帝时才有佛教，汉明帝在位才18年，南北朝的统治者崇佛的很多，但政权的更替更为频繁。由此可见，“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佛不足信”。（16）
    南朝梁武帝崇佛最甚，郭祖深进谏道：“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这是“随本劝末”。结果，造成“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如果不纠正这种现象，“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这就是说，崇佛是导致国家衰亡的原因。唐初史学家李延寿认为“其言深刻”（17），正反映了唐初一些人们对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