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是唐朝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对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用对比的方式说：北齐与北周对待佛教的态度截然不同。“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18）。显然这是说，崇佛导致国家灭亡，“修缮兵威”使国家强盛。
    反对崇佛者认为，要使国家强盛，必须发挥人的作用。狄仁杰说：“为政之本，必先人事。”这里说的“人事”，实际上是民事。因为狄仁杰说这话的目的是劝阻武则天“用功数百万”造大佛像。他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弹子缀饰，瓌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比年已来，风尘屡扰，水旱不节，征役稍繁。家业先空，疮痍未复，此时兴役，力所未堪。”非常明显，狄仁杰反对为崇佛而劳民伤财，因为大兴土木，必然使劳动者“既失田时，自然弃本”。既然劳动者不能正常生产就是“弃本”，可见他所说的“人事”就是民的问题。他还借佛教的教义来充实自己的观点。他说：“咸以为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19）这更进一步说明，狄仁杰等反对崇佛者的观点是：解决民的问题是国家兴亡的关键。这种观点，在唐朝有所作为的统治者身上都有体现。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20）魏征也借古人的话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21）这更充分地说明，反对崇佛者的用意，是从积极方面巩固统治者的地位。这与武则天借佛教维护自己的女皇地位正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在以往人们的心目中，明君、暴君，忠臣、佞臣，清官、污吏，孝子、逆子，烈女、淫妇等等，都是对各种人物褒贬的标准。这些标准，到唐代仍然发挥作用。但在这些标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傅奕对僧人持根本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西晋以前，中国没有僧人，自从苻坚、石勒以后，佛教盛行，僧人日多，“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国；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22）。把僧人与褒姒相提并论，可见他视僧人为万恶之源。
    姚崇更指名道姓批评一些崇佛的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说：“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23）佛图澄是印度僧人，后赵皇帝石勒对他十分崇拜，“军国规谟颇访之”（24），但他不能保全赵国。鸠摩罗什为后秦皇帝姚兴所敬重，待以国师之礼，“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25）至于姚崇还谈到以佞佛著称的梁武帝，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的事，就更勿须赘述了。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历史现象，这就决定后人对这些历史现象有一定的认识。唐代人们对这些现象的评论，正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过，人们对任何现象的认识都不能超出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所以，在唐人的历史观中，虽然有了前人所未能论及的内容，但也只能是就事论事，在理论上没有惊人的创造。
    傅奕、韩愈反对崇佛的理由很多，其中不少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例如，他们都认为佛是外来的宗教，不利于中国。傅奕说，佛教来自西域，韩愈认为佛教是“夷狄之一法”。由于古代没有佛教，所以，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佛教无关。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南北朝时，“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这种看法，显然只是抓住了社会现象。在历史的前进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现象以及新生事物，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古代没有佛教，后来有了佛教，是合情合理的。随着历史内容的不断丰富，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原来中国没有佛教，后来有了，也是历史前进中的自然现象。如果歧视佛教为“夷狄之一法”，视它为魏晋南北朝短命王朝多的原因，是十分荒谬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对立，民族关系复杂，王朝更替频繁，是由于政治、经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如果说与佛教有关，那就是寺院经济膨胀，僧尼增加，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它还麻醉了广大劳动者，缓和了阶级矛盾。可见，把佛教的发展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解释为因果关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佛教颇为盛行时的唐朝为什么会强盛而又延续了近300年之久。不难看出， 反对崇佛者的历史观中，缺少历史发展的观点，他们看不到历史在前进中不断丰富着本身的内容，更看不到各国的关系在日益发展中不断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到社会矛盾的现象，看不到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他们也遭到有力的回击。
    贞观年间，门下典仪李师政就尖锐地批评过傅奕等人的观点。当然，傅奕提倡的忠、孝，他是不敢触动的，但他从另一方面批评古代无佛而世治的观点道：有人认为“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佛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这是“偏见”。他举例说：“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宏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实非通论。”（26）他还批评道：认为“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他举例说：“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殚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在他看来，“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于遐迩。”佛教要人们“怒己及物”，“覩末知本”，“劝善惩恶”，是最高尚的道德，不能因其“生于异域而贱其道，出于远方而弃其宝”（27）。从内容看，这与傅奕等人的观点针锋相对，辩论的方法也有类同之处，但在理论深度上，比傅奕有所前进。例如，傅奕说：汉魏以前，“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后来，“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28）李师政说：秦朝灭亡，并没有佛教，周武帝灭佛也不能长久。两者均用这种对比的方法指责对方，都不能说明自己正确。李师政在这种对比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亡秦者胡亥”，“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这样把盛衰治乱和执政者联系起来，显然是接触到了实质问题。由于这样认为佛教和政治上的兴衰治乱不是因果关系，从而就使傅奕等反佛者的观点显得软弱无力了。由此可见，在唐人的历史观中，不管是崇佛派，还是反佛派，都带有佛教的色彩，但在双方斗争中的理论创见方面，反佛派还不如崇佛派更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