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撰写《汉书》的班固，是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进一步将其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构成的通史，规范为由“纪”、“传”、“表”、“志”四部分构成的断代史。自此以后，中国历代史书的编写，基本上皆沿用《汉书》模式，以纪传体的断代史为标准。
    不过，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却每每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班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著体例，而且也把他开创的“天”“人”同书的编写范式或曰“大历史”编写范式继承和发扬。前文已经指出，《史记》中有关“天”的部分名曰《天官书》，而《汉书》中这部分内容则改名《天文志》。⑨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中国史学史上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自《史记》而后，在中国古代史学经典式的所谓正史当中，绝大多数史著都仿效司马迁的做法，特别设置有关“天”的专章；其多数如《汉书》那样叫作《天文志》，也有一些则将篇名略加变化曰《天象志》等——称谓虽略异，但实质皆相同。其具体情况可分述如下：
    《史记》《天官书》1卷，在志书中排序(以下简称“排序”)5。
    《汉书》《天文志》1卷，排序6。
    《后汉书》《天文志》3卷(上、中、下)，排序4。按：此系以《续汉书》志补之。
    《晋书》《天文志》3卷(上、中、下)，排序1。
    《宋书》《天文志》4卷，排序5。
    《南齐书》《天文志》2卷(上、下)，排序3。
    《魏书》《天象志》1卷(四部分)，排序1。
    《隋书》《天文志》3卷(上、中、下)，排序4。
    《旧唐书》《天文志》2卷(上、下)，排序4。
    《新唐书》《天文志》3卷，排序5。
    《旧五代史》《天文志》1卷，排序1。
    《新五代史》《司天考》2卷，排序1。
    《宋史》《天文志》13卷，排序1。
    《辽史》《历象志》3卷(上、中、下)，排序4。按：此为历法、天象合编；下卷设“象”“星官”两目。
    《金史》《天文志》1卷，排序1。
    《元史》《天文志》2卷，排序1。
    《明史》《天文志》3卷，排序1。按：自《史记》至《明史》，习称“二十四史”。
    《清史稿》《天文志》14卷，排序1。按：“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亦称“二十五史”。
    据上述，可知在整个“二十四史”中，71%的史著设有关于“天”的专章；如以“二十五史”为计，则比例多出一个百分点，达72%。就有关“天”的专章卷数而言，3卷以上者(含3卷)占50%。其中《宋史》有13卷之多，《清史稿》则多达14卷。从“天”的专章在“志”部分的排序来看，有50%的史著是将其排在首位的。特别是自《五代史》以下，除《辽史》之外，其他各史均将“天”的专章置于“志”书之首，显现出明显的变化。
    以上事实表明，司马迁所开创的“天”“人”同书史著编撰形式，经班固继承后又进一步为历代史家所遵行，乃至蔚然成为一种传统。而这，恰恰也就是“自然史”、“人类史”并重的“大历史”传统。
    于正史之外，中国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还可从众多的其他形式史著以及类书那里明显看到。前者不妨以郑樵所撰《通志》的《二十略》为例分析，后者则可用唐代类书《初学记》为例来作透视。
    郑氏《通志·二十略》，分别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20“略”。其自天、地、人、礼、乐、书，到经济、政治、法律、艺文，乃至金石、虫草，几乎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如此博大的气魄和规模，显然是与司马迁所开创的“大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
    类书虽非专门的史著，但凡治中国古史的学者都知道，它总是被作为史书来使用的，所以也就与史学息息相关。《初学记》为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类书，计有“天”、“岁时”、“地”、“州郡”、“帝王”、“中宫”、“储宫”、“帝戚”、“职官”、“礼”、“乐”、“人”、“政理”、“文”、“武”、“道释”、“居处”、“器物”、“宝器”、“果木”、“兽”、“鸟”、“鳞介”、“虫”24“部”。这同样也是包罗万象的气势，属于“大历史”的做派。
    总之，自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天官书》、开创“天”“人”同书的史著编写范式之后，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奉为基本的准绳，从而形成了一种“大历史”传统。这一点，无疑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余论
    近世以来，在中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学习西方、用近现代西方文化改造自己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⑩其所取得的成绩应该说很多很伟大，但存在的问题乃至失误也应该承认的确不少。就史学领域而言，引进、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特别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之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从而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大家有目共睹，毋庸细说。不过在此过程中，每每也出现了把洗澡水和婴儿一同倒掉的现象。如将自司马迁所开创的中国史学“天”“人”同书的“大历史”传统丢掉，便是典型的一例。
    记得21世纪初始，在一次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倡导大历史、大史学的发言。(11)不想遭到许多与会先生的批评。这些先生将我所主张的“人类史”、“自然史”并重的“大历史”视为离经叛道，认为是悖逆行为。由此可见中国现当代学者对于历史本身的理解，已经与古代史家的“天”“人”同书有了极大的不同。这些学者把历史仅仅限于“人”(即“人类史”)，而将“天”(“自然史”)排除于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现象表明，经过西方近现代文化改造的中国现当代史学主流，已经把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完全丢掉了。
    今天，面对世界范围内人们越来越重视“大历史”的学术走势，中国学人应该做的事情，恐怕首先就是恢复被丢掉的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当然，这种“恢复”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仿效，更不是形式主义的全盘照搬，而必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而积极地继承与超越。我深信，有着数千年“大历史”传统的中国史学，对于当今新兴的“大历史”史学发展，必将作出自己的特有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