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关于西方史家的论述，参见刘耀辉《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述略》(《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大历史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孙岳等《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关于东方史家的论述，见黄留珠《传统历史文化散论》之“自序”“史论”相关部分(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克氏书于2004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于2007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译者：宴可佳、段炼、房云芳、姚蓓琴。
    ③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又收入笔者文集《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2002年初版，2003年再版。
    ④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884年第2期。
    ⑤《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⑥《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索隐》，第1289页。
    ⑦《史记会注考证及校补·天官书·考证》引王元启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下栏。
    ⑧同上书，第740页。
    ⑨关于这一更改的意义，史家鲜有论及。拙意以为，此举大大减少了神秘成分，而明显增加了文化与科学色彩。以“天文”取代“天官”，应该是班固《汉书》的一大进步。
    ⑩这里所说的“西方”“近现代西方文化”是广义的。不可单一地理解为西方那种以民主、自由、普选等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而应该包括源起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内。
    (11)该发言题为《21世纪史学应该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又收入中国史学会编《21世纪中国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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