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存在意义上的“历史事实”
    按照怀特的观点，历史事实是史学家根据书写历史的需要把历史事件编织在一起的情节化和结构化的“故事”，由历史事件转变为历史事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总体性观念构架，即文本；二是叙事修辞的方法，即文体；三是事件选取的过程，即意向。经过这三个环节处理后的历史事件即成为历史事实，被赋予了历史观念，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与历史事件相比，历史事实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主客观的统一性。当掌握话语权的史学家叙述历史事件时，并非要将其“再现”或“再造”出来，而是企图借助语言符号所建构的多重结构和多种关系，来解喻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呈现其存在的价值。司马迁将孔子、陈涉、汉帝后妃及汉初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开国功臣列入《世家》，意在以褒显他们的功绩；对汉初叛国诸侯，因为他们没有起到“辅弼股肱”的作用，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对于周初管叔、蔡叔虽谋叛逆，但蔡叔之子“乃改行，率德驯善”，复封为诸侯，仍立《管蔡世家》，用以劝善。当这些被司马迁赋予不同内涵的历史事件按照一定的时空顺序经过情节化和结构化处理后就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具有统一结构的故事形式，即所谓的“纪传体”，与此同时，一部伟大的艺术品也就诞生了。本纪、世家、列传三体中分别以《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开篇，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礼乐与禅让的倡导和赞颂。从韩安国、李广、主父堰、汲黯、郑当时，及《游侠列传》里的郭解等人身上，可以读到司马迁的愤世之音。故茅坤在《史记抄·读史法》中说，诸将中最怜者，李广之死，与卫、霍以内宠益封，故文多感郗(17)。“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18)所以任何一部艺术品都必然的打上作家心理结构和个体特征及其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的烙印，
    第二，叙述的有序性。叙述的顺序基本上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进行的，史学家按照他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重新安排过往历史事件在现实世界中的时空顺序，同时也就获得了与其他人物或事件以位置相区别的意义和功能，这样会使原本处于混沌无序状态下的历史变成可以理解并能承担一定意义的历史。汉武帝在元鼎五年以“酎金”问题一次性消灭了列侯106个，司马迁对此事的态度蕴藏在叙述的顺序中。这106个列侯除侯名、人名外，其他年月、罪名都一字不差，“‘某某侯’某某，侯霸坐酎金国除”，分列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四个表中，这样统一集中排列的格式，流露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狡诈奸猾残酷及被权力利益扭曲了的丑恶人性的批判，也表达出司马迁对皇族之间残酷而又滑稽的生死决斗的感慨与无奈。史学家“采取比喻的手法把一整套事件叙述化，而不采用逻辑的方法。通过这种修辞方法，可以把一整套事件转化为一系列事件，把一系列事件转化为一种续发事件，把这种续发事件转化为一种年代记，把这种年代记转化为一种叙述”(19)。这样的叙述，或集中表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或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或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既可以分散在数篇之中，也可以集中在一篇，参错互见，彼此相补，以达到史家的主观目的。
    第三，意识的导向性。当历史事件被建构成历史事实时，无疑潜藏着认知主体的意识和观念，而认知主体的意识和观念与当下社会之间又形成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念和意义关系。这样的意识与观念，不仅是认知主体的观念向导或生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其他行为主体的认知行为和方式也具有引导作用。张良、陈平为高祖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得其始终。李斯同张良、陈平一样功高盖世，但是由于李斯迷恋权势，贪图富贵，又贪生怕死，最终被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我们不妨把张良、陈平、李斯和司马迁的人生足迹放在一起比较，如果李斯能够像张良、陈平一样功成而退，仍不失封侯之位，在司马迁眼里，李斯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再看司马迁自己，关于司马迁的卒年至今仍是学术界的谜案，参考《太史公自序》前半部分关于史公家世的追述、修史的动机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在《史记》辍笔后便销声匿迹，可见司马迁愤世态炎凉，恨功名利禄，悔自己没有像张良、陈平那样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而明哲保身，比较之中可以更深地领会司马迁的历史沉思和政治感悟。认知主体的意识观念不但被行为主体践行，同时也被经历着体验着，并调控或影响着主体行为的方式与走向。
    3.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文本”
    历史叙事的对象是现实世界中发生过的或者是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真实发生过的已然事件，而语言符号对所描述对象的建构关系导致同一组事件的历史叙述可以有多种形式，从而形成多种叙事文本。但无论何种文本，都以理解和探索历史规律和特点为指归，蕴含着史学家追求真、善、美的历史责任，承载着他们的学术意识、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
    第一，学术意识。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在我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更是受到自刘向、扬雄以来后世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善恶必书，批判之笔触及到汉武帝本人，不仅为项羽立纪，还为吕后立纪，又把陈涉、孔子立世家，吴王刘濞立列传，表明司马迁尊重客观事实。其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20)。
    嗣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实录”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治史原则。唐人刘知幾《史通》有“直书”与“曲笔”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提出史家在史学、史才、史识的基础上还应具备“史德”，作史者应有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在史学实践上，历史著作浩如烟海，著名的“二十四史”，还有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等的考史之作等。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求真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丰厚积累。
    第二，社会意识。从历史事件到历史事实再到历史文本的历史实践过程，始终贯穿着人的主观目的性和当下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过往历史情境的再现也是经过“求善”的扬弃后所建构的一个理性的道德世界。人类只有认识了历史的本质，才会知道如何对待客观实存，如何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1)。司马迁将人物的失德与其命运相联，以伦理道德警示世人，《史记》最终被冠以封建正史之首足见其经世作用之大。
    史书的社会作用历来受到古今中外史家的高度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刘知幾在《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史学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记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进步的一切活动服务的。研究历史的意义，就是要借鉴过去，更好、更科学地投身到革新现在与创造未来的实践中。“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22)。
    第三，审美意识。历史是客观的，但蕴含于历史汪洋之中美的成分却须通过主体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洞察才能把握。司马迁以其丰富的文化素养和独特的人生体验在对二千三百年历史风云的审视与撰写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文化氛围的真实存在进行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发现和美的扬弃，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自己的历史审美观，从而给《史记》赋予了深层文化价值(23)。比如《史记》纪传体五体的五个数字体现了司马迁的天道观和当时的天文学发展水平，篇目数字与天象、季节一一对应。唐代张守节在《论史例》中给予很恰切的解释：“太史公……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三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24)史学的审美意识还表现在《史记》的艺术性方面，司马迁不仅把历史事件经过文学化手段处理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而又合情合理的历史故事，而且在《酷吏列传》、《循吏列传》等合传中使用插叙、补叙等方法，使各人物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呼应。比如《酷吏列传》总叙酷吏十人，头绪繁多，但总成一篇，文字联贯，全面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时期的酷吏群体的生存状态。艺术手法的使用将具体的历史事件的真实程度进一步扩大，从而反映出一个时代或一个群体的真相。以致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史记》这部巨著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领略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