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人有会说，梁启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他才这样重视社会心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说明梁启超的历史观的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我们不必深论。但是，在当时提倡以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中也有主张借助心理学来加深历史研究的，李大钊便是一例。在李大钊于1924年发表的《史学要论》一书中，便把史学看成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人事科学”。人事现象极其复杂，如何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呢？他认为，史学可以像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那样，进行“一般理论的研究”。在谈到研究的体系时，他认为史学家除了要进行“特殊事实的研究”以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外，他还主张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的研究才能作到好处。”（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9页。）他在谈到研究“个人经历论”时，也主张研究个人的“性格”、“气质”等内容，显然这都需要借助于心理学。
    但是在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刚刚从传统史学的旧窠臼中解脱出来，还来不及作这方面的探索。不过有些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在从事他们的学科研究时曾经涉及到历史的问题。如心理学家林传鼎早年在研究心理测量问题时，曾经写过《唐宋以来三十四个历史人物心理特质的估计》的文章；心理学家张耀翔在研究心理变态问题时写过《中国历史名人变态行为考》的文章；社会学家孙本文在他的《社会心理学》的专著中所运用的材料很多来自于二十四史和其他史料。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历史，还是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美国心理史学和法国心态史学使中国史学工作者感到耳目一新，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学者，成为促进中国史学与心理学携手的直接机缘。
    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当今西方最为发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目前还存在着争论，但不论其成绩、问题各占多少，美国的心理史学毕竟有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并在美国的史学中取得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地位。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就被介绍到中国。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中，就收入了美国历史学家奥托·弗兰茨的《俾斯麦心理分析初探》一文，这是1972年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美国心理史学的面貌。
    1987年第2期的《史学理论》杂志集中发表了一组介绍美国心理史学的文章，其中有罗凤礼全面介绍美国心理史学的文章，还有美国心理史学家托马斯·科胡特和理查德·舍恩沃尔德介绍美国心理史学的文章。后者的文章还发表在198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美国著名史学家伊格尔斯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上。美国学者劳埃德·德莫斯主编的《人格与心理潜影》一书选编了十篇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包括对享利·基辛格、西奥多·罗斯福、希特勒、别林斯基、路易十三等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文章。
    在此期间，《历史研究》、《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等史学权威杂志上都发表过介绍或评述西方心理史学的文章。（注：如《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发表罗凤礼《西方心理历史学》一文；《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4期发表罗凤礼；《论弗洛伊德的历史观》一文；《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发表朱孝远：《现代历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文；《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发表邹兆辰、郭怡虹：《西方心理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简析》一文等。）1996年第3、4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又发表了美国著名心理历史学家彼得·洛温伯格的心理史学代表作《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使中国学者进一步看到了美国心理史学的面貌。他不像大多数美国心理史学那样只是研究个体的心理活动，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心理研究的典型介绍给中国读者。
    法国的心态史学可以说代表着西方心理史学的另一趋势。它不像美国心理史学那样着重于借助心理学方法来深化人物或群众的研究。心态史学的概念比较模糊，它主要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群众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这是一些在民间世代相传的东西，是人类精神文化乃至历史中较为稳定的东西。
    中国学人是在了解法国年鉴派史学的过程中了解心态史学的。前面我们提到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中，也收录了法国著名史学家、年鉴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于1938年写的文章《历史与心理学》。文章主张，历史学必须与心理学联合，取得心理学的有力支援，因此他主张建立一门“历史心理学”。但是在第一、二代年鉴学派的学者那里，研究的重点还是在经济史和社会史。50年代中期以后，受费弗尔影响的史学家杜比、芒德鲁等开始致力于心态史学的研究。到六、七十年代，既第三代年鉴派代表人物继起的时候，法国心态史学已有了较大发展，产生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著作。但中国学者了解到心态史学还是在80年代以后，通过综合介绍年鉴派史学或心态史学的文章了解到这一新的史学倾向的。从事心态史学研究的雅克·勒高夫和阿里埃斯等介绍关于心态史学的文章为中国学者了解其发展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注：参见勒高夫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商务印书馆1997年翻译出版了第三代年鉴派代表人物、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心态史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可使中国读者更直接地领略了心态史学的面貌。法国的心态史引起了中国读者的热情关注，尽管人们对心态史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但可以预料，心态史学对中国学者的启迪可能不亚于美国的心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