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及对唯物史观机械的理解，在中国史学中是涉及不到人的心理领域的，也不可能借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可以说，这个领域几乎是一个禁区。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开始突破这一禁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
    首先，许多史学工作者受到多种因素的启发，认识到史学研究需要借助心理学，需要研究人的心理状况，纷纷呼吁历史研究应重视社会心理。
    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断撰文提出历史学要研究社会心理、要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甚至提出了建立心理史学的种种设想。（注：如蔡雁生：《创立“历史心理学”刍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尹继佐：《唯物史观要研究社会心理》，《光明日报》1985年11月25日；辛敬良：《社会心理与唯物史观》，《复旦学报》1984年第2期；周义保：《史学研究应重视社会心理分析》，《安徽史学》1987年第2期；吴达德：《历史人物研究与心理分析》，《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邹兆辰、郭怡虹：《略论我国心理历史学的建设》，《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陈锋：《论心理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江汉论坛》1988年第1期；裔昭印：《心理学原理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邹兆辰：《历史的问题也是个心理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林奇：《研究封建社会史必须重视对帝王个性心理的分析》，《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5期；迟克举：《试论历史人物的个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社会科学》1993年第9期；胡波：《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广东社会科学》1944年第2期；吴宁：《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科信息》1994年第8期；印昌胤：《心理分析法：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贵州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
    （1）历史研究中重视人的心理状况的研究以及借助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的，也是深化史学研究所需要的。
    （2）心理学原理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审慎地加以利用。心理学有它自己的发展史，是研究人类心理活动的规律的科学。既然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应该消除两个学科之间的障碍，共同合作研究人类的历史活动。
    （3）史学研究中应重视研究社会心理对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影响。社会心理不是系统的意识形态，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不系统、不定型、不具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愿望、动机、情感、情绪、意志、态度、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等。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可以干预和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因而也会对历史发展的面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史学研究也应重视对个别历史人物个性心理的分析。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尽管个别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是一种“偶然情况”，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不论是封建帝王还是革命领袖，都有平常人一样的心理活动，他们的性格、气质、情感、思维方式等，也应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5）在重视社会心理对历史创造者的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心理、特别是社会认知心理对认知主体即历史研究者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对历史研究和历史编撰的结果产生一定的作用。因为史家也是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如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情绪、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这对于史家的研究方向、课题选择、对历史问题的审定与评价，甚至对于史家的叙述模式和语言表达风格，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任何历史著作都会打上时代的社会心理的印记。
    以上这些文章的发表，为我国学者进一步探索运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历史问题以至进一步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心理，创造了一个较好的舆论环境。历史学可以借鉴心理学来深化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其次，从研究个别问题开始，尝试对某些历史问题进行社会心理的解释。
    正当一些学者在思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说明历史问题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建立科学的心理解释理论和方法的时候，一些学者已经一马当先，率先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了。
    1986年是心理史学在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的权威学术刊物先后发表年轻的史学博士莫世雄、马敏的两篇论述近代商人心理的文章。（注：莫世雄：《护国运动时期商人心理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这两篇文章没有更多借助于国内外的心理学理论，但却是从严谨的历史材料出发，实实在在地研究历史上的心理问题。这两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了中国史坛已经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开始转向深层次的历史研究领域了。两年后，《历史研究》又发表史学家王玉波的一篇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剖析中国传统观念的文章。（注：王玉波：《传统的家庭认同心理探析》，《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还有的学者考察了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从中探索影响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机制。（注：如邹兆辰：《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与社会心理》，《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彭卫则依据大量文献资料深入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写出了自己的文章与专著。（注：彭卫：《历史的活动与迷离的心灵--对中国历史上心理异常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些文章、专著的发表，意味着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心理史学这块处女地上辛勤的开拓了。
    第三、研究中国心理史学的理论框架。
    在西方心理史学传入中国以来，一些思想敏锐的青年学者就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西方的心理史学是不是一门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学科？西方心理史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心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中国国情吗？心理史学能否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如何建设一门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心理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