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这些严肃的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有两名青年史学工作者已经率先拿出了自己思考的成果--心理史学的理论专著，这就是北京的彭卫和广东的胡波。
    彭卫从80年代起就在构思史学的理论框架，早在1987年就发表了有关的论文，（注：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1992年他的心理史学专著《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出版，（注：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力图揭示历史深层奥秘的心理史学著作。该书不仅介绍了国内外心理史学的研究状况，也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来探索中国历史上的个别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研究某些群体行为的心理机制，还归纳了各种历史心理分析的方法。他的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以大量的文献材料为依据，从而能较好地把中国历史的资料与心理史学方法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广东的青年学者胡波也在构思他的心理史学著作。多年来，他一直想对这个问题作一次“全新的理论透视和系统研究”，（注：胡波：《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历史心理学的价值和意义》，《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研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和心理学著作，对历史心理学的问题进行了整体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心理学的体系。在他的专著《历史心理学》中，除了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心理问题的理论及评述西方心理史学的发展状况外，还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心理学的体系。他的历史心理学体系包括动态的社会心理、静态的社会心理和人们在认识历史过程中的认知心理三个部分。他从这三方面论述了社会心理在历史创造过程中以及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框架，对于人们进一步思考有关历史心理学的问题开辟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第四、探讨个别历史人物心理特征。
    长期以来，历史人物的研究存在一种脸谱化的趋势，即总是从政治、文化、阶级或道德的角度去论述、评价历史人物，而不能透过人物表面的言行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状况在新时期的史学中有了一定的改变。
    历代帝王是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心理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是由于有关文献记载比较多，虽然不能都为心理分析创造条件，但毕竟可以通过这些材料透视出一些蛛丝马迹。例如，有学者撰文论述汉武帝所以对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给予严厉处罚的原因进行了心理分析，（注：李恩江：《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8期。）以求能对此问题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曾经写过《万历传》的历史学家樊树志，在该书写完以后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明神宗万历进行心理分析。（注：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通过这一个案分析，指出明神宗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他生性嗜酒好色、贪财好货、逢人疑人、逢事疑事，是一个集权力欲与怠于临朝于一身的皇帝。赵良撰写的《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注：赵良：《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对秦始皇、汉高祖、武则天、李后主、明太祖、光绪、溥仪七位历史人物进行了分析。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抒情散文式的心理传记”，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著作，但作者表明“借鉴了心理历史学的某些方法”，“为心理历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也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有益尝试。这些心理分析的文章和著作，为说明一些通常情况下难以解释的问题打开了一条新路，加深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认识。
    对于像孙中山这样“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人物能否进行心理分析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注：如王彦明：《试论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江汉论坛》1987年第1期；马敏：《论孙中山伟人品质》，《孙中山和他的年代》中册，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一直在致力于历史心理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胡波也同时在思考着孙中山的个性心理问题，先后发表一些研究有关孙中山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的文章，（注：胡波：《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清末民初社会心理与政治》，《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孙中山的乡土观念》，《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的思维模式》，《学术研究》1995年第5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岭南文化与孙中山》这部专著。该书联系岭南文化的大背景，剖析了孙中山的个性心理、思维方式、情感世界、行为方式等几个方面，不仅使孙中山的内心世界得以展示，也开创了历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模式。
    第五、探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范围的群体社会心理。
    群体的社会心理范围很广，既可以指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也可以指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心理；既可以指某一小范围内具有某一共同点的人群，也可以泛指整个阶段、阶层、国家、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共同心理。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与相关学科的学者们一起，参与了群体社会心理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有一些论著是从特定时代、特定人群或特定的心理活动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莫世雄、马敏关于近代商人心理的研究，王玉波关于传统的家庭认同心理的研究都是属于这种类型。此外，如李桂海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口号的心理分析、王建光关于明代学子的心态及其价值取向归宿的研究、葛荃对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知识阶层政治心态的研究（注：李桂海：《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口号的心理分析》，《争鸣》1987年第3期；王建光：《明代学子的心态及其价值取向的归宿》，《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葛荃：《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知识阶层政治心态》，《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即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层面的群体心理状况的研究。程肃、张鸣研究历史上乡村农民日常意识和晚清乡村社会对洋教态度的心理分析文章，（注：程肃、张鸣：《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日常意识散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也是属于这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