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肃所著《晚清乡土意识》一书所引用的材料，除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外，还有抄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各种族谱、家谱及作者亲身参加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中日联合调查团”在华北各地的调查记录。可以说，这些著作对史实的运用是完全可以经受正规史学的检验的，这是中国心理史学著作的一个明显特点。
    第三、中国的心理史学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了历史上的心理问题，但所使用的理论、概念、方法都很不一致，也有的根本不涉及心理学。
    中国的心理史学著作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西方心理史学的影响，但大家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很不一致。就一般概念来说，有的学者把它称不“心理史学”或“心理历史学”，有的称为“历史心理学”，有的则称为“心态史学”。其所以不同，因为在西方就有以美国为主的心理史学和以法国为主的心态史学的差别，所以在我国也会有不同的倾向。但就英语的Psychohistory一词的译法上也有不同。彭卫在他的专著中采用“心态史学”的译法，认为这种译法更明确地指示了Psychohistory的跨学科性质和研究的目的性的特征。胡波把他的专著定名为“历史心理学”。他说：“历史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其对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门边缘学科。”（注：胡波：《历史心理学》，第49页。）他认为，这样定义这一学样有利于从复杂的历史主体心理活动中直接、迅速地看到过去时代人们心理的主要方面。
    陆震则把他的研究对象称为“社会心态”。认为这一词虽不见于现存的辞书，但与“社会心理”是同义，又比“社会心理”一词“更有既存性、整体性和架构性，更能给人以立体感、可触摸感”。（注：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第5页。）
    赵良在《天子的隐秘》一书中表明，他对用美国的心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撰写心理传记感兴趣。他说：“心理历史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史学流派，它旨在运用心理学的各种学说，尤其是以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历史进程、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注：赵良：《天子的隐秘·自序》，第1页。）他的七位人物传记用正是的这种心理史学的方法。
    第四、中国的心理史学在目前并未成为一门史学的分支学科，心理史学的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但是这一史学研究的特殊视角或方法在下个世纪仍然是有前途的。
    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心理史学的研究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中国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心理史学的学科或学派，甚至还不能说已经成为史学界所公认的一种史学方法。从事心理史学研究的学者都是在各自为战地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它没有自己的学术阵地，国内也没有开过一次有关的学术讨论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对这种研究的前景感到信心不足。
    心理史学研究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它的理论和方法是跨学科的，多数史学工作者对此感到陌生，也就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疑虑；另一方面，除了近现代史的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可能会较多地保留着可以进行心理分析的资料外，资料的难寻也会使一些史学工作者望而却步。
    除此而外，更大的困难可能来自于史学本身严格的科学性和科学的工作规范的束缚，使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如美国心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所说：“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分析学一样，研究者个人的情感是等同或胜过眼睛和手的工具。情感如同眼睛，不可能绝对正确无误，常常会出现畸变。但是，由于心理历史学关注的是人类动机，由于发现和估量复杂动机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人类行为者的角色，因此，多数‘科学’所提供和遵循的压抑一切情感的研究方式，极大地束缚了心理历史学家的手脚，其严重程度等于不准生物学家使用显微镜。所以，心理历史学家的情感发展与他的智力发展一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注：[美]苏埃德·德莫斯：《心理历史学的独立》，《人格与心理潜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页。）德莫斯所说的问题确实是制约心理史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大多数人并不否认心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但人们不愿意在这方面去冒险，不愿意自己研究的成果不被承认为科学。这种情况在美国存在，在中国就更会存在。
    尽管心理史学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不是一门科学，或者说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对于我们深化历史问题的研究是否有价值。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末就会有学者愿意为它付出辛勤的劳动。既然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已经忽视了对这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探索，那末在下一个世纪中就一定会有人决心改变这一状况。陆震说得好：“在20多个世纪的长时间里，人类忽视了自己的日常心理活动，其结果是，一方面，一代代人的精神状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活动、心态变化，他们的欲求、情性、观感、体认、意趣、志向，除了作为哲人、史家的话题与素材而偶然被提及和零星散见于册籍外，大多随着时间的流逝消散于岁月的雾霭之中了……”，这就使得过去的史学“缺少情愫与神韵，使我们的历史总不像人的历史。”（注：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自序》，第4页。）新时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在这被长期掩盖、遗忘的荒原中进行了开拓，应该说他们的努力在使历史学成为真正“人的科学”方面迈出了一步。他们的拓荒性的劳动，已经为下个世纪心理史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心理史学之所以有前途并不仅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对于了解过去的某些好奇心，而更在于它对人们了解今天有着现实的意义。就在笔者撰写本文的时候，看到李文海、赵晓华的文章《“厌讼”心理的历史根源》，（注：李文海、赵晓华：《“厌讼”心理的历史根源》，《光明日报·史林》1998年3月 6日。）觉得很有启发。文章指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普通老百姓中长期流传着强烈的“厌讼”心理。今天封建社会已经成了历史陈迹，但“厌讼”心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响。人们往往不愿意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去“对簿公堂”，即使在受到违法行为侵犯时也不愿意通过诉讼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是同现代化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文章从历史上探讨了这种“厌讼”心理的根源，说明了现实生活中的“厌讼”心理就是历史上的“厌讼”心理在一定程度的延续。这样的历史心理研究，对现实生活确实具有指导意义。许多研究传统民族心理的著作，也都是为了使我们民族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解除那些陈旧的社会心理对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沉重负担。由此看来，心理史学的前途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要拿出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精品”，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不要一哄而起，不要猎奇，从而败坏这门新学科的“形象”。
    心理史学对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需要的。这种需要不是追求“时髦”，而是真正的需要。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心理史学的评价也许比较容易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他说：“心理史学既不是历史学的替代物，也不是在外表上为克莱奥梳妆打扮的化妆品，而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对历史上的每一个决策和事件所作的合理分析都留下了一部分剩余的问题未加以解释。只要心理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弄清这些剩余的问题，历史学家就不会拒绝它的帮助。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于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注：[美]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随着社会、首先是史学界本身对它的逐步认可，心理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将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