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师徒相传。有志学医的青年往往跟随已经行医的医生学习，这种情况亦相当普遍。前面提到过的北方名医罗天益，便是“金元四大家”中李杲的学生。“金元四大家”中最后一位朱震亨，到处求师问学，最后得到罗太无的指点，成为一代名医，一些名医对于徒弟的选择是很严格的。李杲因年老，“欲道传后世，艰其人”。友人向他推荐罗天益，“君（李杲--引者）一见曰：“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罗天益回答：“亦传道耳。”（注：砚坚：《东垣老人传》，见《东垣先生试效方》。）正因为罗天益表示愿为医学发扬光大而努力，而不是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李杲才收下了这个弟子。朱震亨闻罗太无之名，“遂往拜之，蒙叱咒者五、七次，趑趄三阅月，始得降接”（注：《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罗太无看到朱震亨专心求学，才将自己的学问倾囊传授。
    罗天益登师门时作有《上东垣先生启》，前面颂扬李杲医术神妙：“问病而证莫不识，投药而疾靡不瘳。”接着说自己“常切求师之志”，“欲敬服弟子之劳，亲灸先生之教。”并说：“今乃谨修薄礼，仰渎严颜”（注：《卫生宝鉴》卷首《自启》。）。可见投师要送上礼物，并呈上表示自己愿意学习医术的文字。罗天益入门以后，李杲对他十分照顾。“日用饮食，仰给于君。学三年，嘉其久而不倦也，予之白金二十两曰：‘吾知汝活计甚难，恐汝动心，半途而止，可以此给妻子’”（注：砚坚：《东垣老人传》，见《东垣先生试效方》。）。师徒关系十分亲密，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老师还负担徒弟的家用。这种情况大概是比较特殊的，在多数情况下，徒弟都要向老师交纳学费。
    还有一种是通过医学培养。元朝政府对医疗事业颇为重视，在全国路府州县普遍建立医学，招收医户和“开张药铺行货药之家”的子弟入学，“若有良家子弟才性可以教训愿就学者听”（注：《元典章》卷三一《礼部五·医学·讲究医学》。）。医学分为十科，已见前述。医学学生要经过一定年限的学习，通过考试才能外出行医。但从现有一些记载看来，元代有名的医生似乎没有从医学培养出来的。说明这种培养方式效果不佳。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有司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注：《元史》卷七六《祭祀五·郡县三皇庙》。）。也就是在各地普遍建立三皇庙，蔡祀仪式与孔庙相同，由医师负责日常事务。这是以政府的名义，确认“三皇”为医生行业的神祇。各地设立的医学，都和三皇庙在一起，就像儒学与孔庙在一起一样。“三皇之祠于医学，自国朝始”（注：苏天爵：《前卫新建三皇庙记》，《滋溪文稿》卷二。）。凡是“行医之家”，“每遇朔望”，都要到三皇庙集会，“各说所行科业，治过病人，讲究受病根因，时月运气，用过药饵，是否合宜。仍令各人自写曾医愈何人病患，治法药方，具呈本路教授”（注：《元典章》卷三一《礼部五·医学·讲究医学》。）。三皇庙的设置和三皇崇拜的流行，行医之人在三皇庙定期集会探讨医术，都可以说是元代医疗活动的特色。
    元代的医学，就整体水平来说，比起前代来有明显的进步。“金元四大家”中的李杲、朱震亨，都活动于元代，他们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针灸技术亦有新的发展，代表人物是窦默。还有一些著名的医生。回回医术的传入，对中医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出色的能够治病救人的“良医”是极少数，就是一般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医生亦不多，滥竽充数甚至假医为名骗人钱财的庸医、江湖医生却是到处可见的。医生治病效果总的来说是不高的。元代前期，罗天益著《卫生宝鉴》，其中记录了不少庸医杀人的例子。他特别反对请所谓“福医”看病的风气：“不精于医，不通于脉，不观诸经、本草，赖以命运通达而号福医，病家遂委命于庸人之手，岂不痛哉！”（注：《卫生宝鉴》卷三《福医治病》。）这类缺乏必要医学修养只凭运气为人治病的“福医”，正是“庸医”的典型，在当时比比皆是，所以罗天益才会大声疾呼，加以声讨。至元五年（1268年），提点太医院官员上奏说：“有不习医道诸色人等，不通医书，不知药性，欺诳俚俗，假为医名，规图财利，乱行针药，误人性命。又有一等妇人，专行堕胎药者，作弊多端。”请求取缔。忽必烈批准这一建议，“仰中书省遍行随路，严行禁约”（注：《通制条格》卷二一《医药·假医》。）。将近半年世纪以后，同样的问题又提了出来。至大四年（1311年），中书省刑部的一件呈文中说：“比年来，一等庸医不通《难》、《素》，不谙脉理，至如药物君臣佐使之分，丸散生熟炼之制，既无师傅，讵能自晓。或日录野方，风闻谬论，辄于市肆，大扁‘儒医’，以至闾阎细民，不幸遭疾。彼既寡知，谩往求谒。庸医之辈，惟利是图，诊侯中间，弗察虚实，不知樯本，妄投药剂，误插针灸。侥幸愈者，自以为能，谬误死者，皆委于命。……似此致伤人命，不可缕数”（注：《元典章》卷三二《礼部五·医学·禁治庸医》。）。呈文中提出，应加强对医生的管理，“若能明察脉理，深通修合者，方许行医看候。如有诊候不明，妄投药剂，误插针穴，致伤人命者，临事详其轻重追断”（注：《元典章》卷三二《礼部五·医学·禁治庸医》。）。皇庆元年（1312年），太医院上奏：“如今有一等不畏官法的人，每当街聚众施呈小技，诱说俚俗，货卖药饵。及有不通经书，不知药性，乱行医药针灸，贪图钱物，其间多有伤害人命。”元朝皇帝又一次下令禁止（注：《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毒药·禁治沿街货药》。）。这里主要说的是一些江湖医生。庸医、江湖医生不懂医理，随意治病，伤害人命，屡禁不绝，已成为元代一大公害。
    在元代杂剧中，常有关于医生的描写，有趣的是，多数都是以庸医的面目出现的。例如在《感天动地窦娥冤》中，有一个赛卢医，自称“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不死了，”“小子太医出身，也不知医死多少人，何尝怕人告发”（注：关汉卿作，《元曲选》第1500、1504页。）。在《萨真人夜断碧桃花》杂剧中，也有一位赛卢医，上场时说：“我做太医手段高，《难经》、《脉诀》尽曾学。整整十年中间，医不得一个病人好，拼则兵马司中去坐牢”（注：作者佚名，《元曲选》第1692、1694页。）。“卢医”即古代名医扁鹊，以家在卢国，故又有此名，“赛卢医”是外号，即胜过扁鹊之意，但两剧中“赛卢医”都是医死人的庸医，外号和能力相比形成强烈的讽刺。还有一出《降桑椹蔡顺奉母》杂剧，蔡顺之母得病，请了两位医生，一个名叫胡突虫，一个是宋了人。两人治病，“指上不明，医经不能。”“活的较少，死者较多”。“他有一分病，俺说做十分病，有十分病，说做百分病。到那里胡乱针灸，与他服药吃。若是好了，俺两个多多的问他要东西钱钞，猛可里死了，背着药包，望外就跑”（注：刘唐卿作，《元曲选外编》，第428-429页。）。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决非偶然，无疑是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庸医的写照。
    中医治病，需用各种药材。中药的发售，有专门的“药铺”。经营“药铺”者一般都懂医术，有的就是为人看病的医生。例如杭州蒋景，“故宦族，而君之先独弗仕，至君遂学为医，然不专以其技自用，恒蓄善药为丹剂汤饵以售于人。取稽叔夜《养生论》所引神农氏语，以‘养斋’扁其药室。其制药也自山泽来致其物者必以色味，参诸图经，非其地产及采暴之时弗苟取也。铢分之等，擣治灸，合和之宜，必本诸方书，小失其度，辄弃去弗苟用也。言医者冀得善药铺其术，教病家求药留药必养斋。自达官显士、闾巷小夫，至于旁州比县之人，无不知求药于养斋者，故其室无留药，日役数十人药犹不给。或持钱蹐其门，累日乃得药，不以为愠。杭之业于药者千百不啻，莫敢与之齿也。凡学于君者多良医，而食于君着皆良工云”（注：黄溍：《养斋蒋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八。）。杭州一地药铺“千百不啻”，可能有些夸大，但数量可观则是可以断言的。蒋景本人是个“良医”，他经营的药铺（“养斋”）对药材的收购和加工都很认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成为杭州药铺之冠。在他的药铺中从事药材加工的每日不下数十人，产品常常供不应求。这是大药铺的例子。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赛卢医为人看病，同时“在这山阳县南门开着生药局”（注：《元曲选》第1500页。）。“生药局”便是药铺的别名（注：此外又有“生药铺”之称，见《刘夫人苦痛哭存孝》，《元曲选外编》第43页。），这家药铺显然规模很小。药铺都有特定的幌子作为标志。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记载，有人害疥，痒当不的，旁人便说：“你去更鼓楼北边王舍家里，买将一两疥药来搽一遍，便成疙滓都吊了。”此人问：“我不知道那家有什么慌字（幌子的谐音--引者）？”答：“那家门前兀子上，放着一个三只脚铁虾蟆儿便是”（注：《朴通事谚解》卷下，第272-274页。）。这三脚虾蟆便是药铺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