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从社会地位不同的一种位置移向另一种位置的现象，被大多数社会学者称为‘社会流动’。”[11 ]（ p.171）社会流动是个人改变社会地位的社会性行为， 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从不同的角度可将它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比如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等[11]（p.173～182）。本文所探讨的社会精英流动仅是其中的垂直流动。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何炳棣早年开拓性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清时期上层社会内部流动十分频繁的图景，并强调了科举成功对提高个人及其家族地位的重要性[12]。对此，贝蒂通过对桐城一地的研究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在基层社会，至少在桐城，精英阶层的上下流动远没有何炳棣揭示的那样频繁。他通过对桐城一些著名家族的历史的考察和对当地宗族组织的分析，向我们说明了一定量土地和完善的宗族组织对确定个人和家族在地方社会中地位的重要性[13]。虽然他们关注的对象不同，何炳棣关注的是上层社会而贝蒂关注的是为基层社会，但是否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的流动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呢？如果不是，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得出如此悬殊的结论？我们希望从对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垂直流动的探讨中找到一些答案。
    如果仅仅依据地方志的人物传记资料，我们发现，何炳棣所揭示的流动频繁的图景不仅在基层社会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得益于何炳棣研究的启发，我们制成了表1。 由于本文中的精英包括平民和绅士两大类，故予以分别统计。在统计中，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对何氏的分类作了相应的调整，将绅士精英和平民精英各分四类：绅士精英的 A类出身于三代之内没有出现过精英的家庭，B 类出身于三代之内仅出过平民精英的家庭，C类出身于三代之内出过下层绅士的家庭，D类出身于三代之内出过中上层绅士的家庭。平民精英也据此作相应的划分，分作A’、B’、C’、D’类。
    表1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垂直流动情况表
    类别人数比例类别人数比例类别人数比例
    A 46159% A' 262 68%AA' 723 62%
    B9713% B'60 16%BB' 157 14%
    C 10413%CC'39 10% C' 143 12%
    D 11315% D'236%DD' 136 12%
    合计775 100% 合计 384100% 合计1159 100%
    资料来源：民国《杭州府志》卷一二○～一五○，《人物传》；光绪《乌程县志》卷一六～一八，《人物》；光绪《归安县志》卷三三～四二，《人物传》；民国《海宁县志稿》卷二七～三三，《人物志》；康熙《德清县志》卷七，《人物传》；嘉庆《德清县续志》卷六、八，《选举志·乡饮》、《人物志》；民国《德清县新志》卷八，《人物志》；嘉庆《余杭县志》卷二五～二八，《人物传》；光绪《余杭县志稿·人物》；同治《长兴县志》卷二三～二六，《人物》、《孝义》、《忠义》、《寓贤》；道光《武康县志》卷一九，《人物下》；同治《安吉县志》卷一二，《人物》；光绪《富阳县志》卷一九，《人物中》；宣统《临安县志》卷七，《人物》；嘉庆《于潜县志》卷一四，《人物志》；光绪《于潜县志》卷一三，《人物志》；民国《新登县志》卷一五，《人物传》；民国《昌化县志》卷一一～一二，《人物志》；同治《孝丰县志》卷七，《人物志》。
    一般说来，相当注重出身和家世的方志编纂者不大可能遗漏传主值得骄傲的祖先，尤其是祖祢。因此表中AA’的比例或许稍稍偏高，但应不致于影响我们的分析。实际上，它与何炳棣的统计结果是基本相符的。其结果是：当时社会流动率的平均值，三代无功名的A 类和三代仅有过生员的B 类的总和为42%。不过何炳棣统计的对象是明清所有的进士和19世纪的举人和贡生，是为高级绅士。一般而言，越是高级的功名的取得，总体上对出身的要求越高。这从表1 中绅士精英与平民精英流动率的差异上可得到证实。而本文的绅士，以下层为主（占到2／3以上），与何炳棣以进士为主体的统计对象相比，地位要低得多。表中AA’的比例占到62%，充分显示出基层社会精英上下流动的频繁程度明显超过上层社会。不过，贝蒂所揭示的一些现象在浙西北同样也可找到。几乎每一个州县，都有几个名门大族在当地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在德清县志人物传所载的人物中，徐、蔡、沈、胡和许五姓要占到总数的53%[14]（卷八《人物志》）[8]（卷七～八《人物志》）。 尽管我们还不能肯定同一姓氏是否全部属于同一个家族，但像德清的徐、蔡、胡等氏人物，其主体来自同一个家族应该没有问题。程晋芳在为海宁祝氏支谱作序时曾言：
    夫海宁族姓，入本朝惟陈氏两世宰相，为大官者最多，然浙西人皆以园（袁）花镇四姓查、祝、许、董为先。[15]（卷二《祝氏海宁支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