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道学”一词，据学者的研究，最早是从北宋庆历、皇祐年间的王开祖《儒志》篇最末章开始使用的（注：姜广辉：《宋代道学定名缘起》，《中国哲学》15期，岳麓书社，1992年，243页。），它预示了一种学术风气与思想趋向的变化。给王氏写传的陈谦说，“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来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王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精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这当然并不完全可信，因为正如前面我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士大夫间的学术与思想潮流，王开祖只是敏感地发现了这一思潮并将它命名，“道学”或“理学”的真正崛起与完成，当然要等到11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分离之后。不过，11世纪七八十年代士大夫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内涵相当丰富复杂，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与司马光等人对于思想的诠释进路与摄取重心其实各自也都有相当差异，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个相对同一的思路。在历史上儒家学说中，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相当薄弱，对道德学说所依据的终极真理的论述稀少，道德的合理性其实需要一种不需言说的、天经地义的道德本原与价值的基石来支持，可是历史上的儒者只是把道德作为一种现成的、肯定的价值与行为，于是当时代变动，儒家学说不能证明它是“不必论证的真理”时，人们就会怀疑它的可靠性：凭什么道德与秩序是价值的惟一尺度？失去了稳定知识判断基础的人也会追问与反思，这种追问与反思，曾经给玄学与佛学留下了生长的缝隙，使得关于终极真理的阐述和关于人性本原的论证成了儒者十分尴尬、而异端之学极端活跃的领域。
    不过，这种追问与反思也是儒家学说重建与更新的起点。自从韩愈、李翱以后，一直到宋代的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在思路上超越道德与秩序，追寻道德与秩序的源头，他们重新诠释与讨论儒家一贯薄弱的“性与天道”问题，转手引入很多佛教与道教的思想资源，给道德与秩序重建了合理性的基础，收复了这一片曾经陷落的思想天地。在这一思想史的重要时代，宋儒逐渐重新确立起来关于“道”、“理”与“心”、“性”的一整套观念系统，这套观念的核心，是将过去合理性的终极依据，从“天”转向“人”，把人的“本性”作为不证自明的“善”的本原与不言而喻的“天”的依据，确立一个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类的绝对真理，要求每一个人都应当呈现这种本性，开发趋近这种绝对真理的自觉意识。在宋儒看来，确认每一个人的本性，鼓励每一个人的向善之心，使这种心性得到天理的支持与肯定，使社会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相互认同，这才是社会秩序得以重新建立的前提；同时，它也是通过对“善”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特性的体认，对人与周边他人关系的分别和确定，构成那个时代的价值体系的基本架构（注：参见狄百瑞（Wm.De.Bary）《道学与心学》（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p.xiii,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81。）。他们从“理一分殊”分剖终极真理与普通知识的分别，“格物穷理”规定了获取知识与思想的途径，到“穷理尽性”确立了内在超越的思想取向，暗示了后来中国主流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走向，也提出了重建社会秩序与思想秩序的一种策略，而相当多的宋代士大夫也对这一走向与策略表示认同。
    应当指出，尽管“理”被特别凸显并提升到终极的层面，但是，它并没有使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崩溃，因为原先那个思想世界的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并没有被彻底瓦解，只是在它的下面添加了一个更内在的“性”，在上面添加了一个更超越的“理”，知识的各个领域也没有撕破共同的理路和外壳成为自主、自足和自立的领域，只是在“性”与“理”的约束下拥有了更同一的关于意义与价值的解释，思想史并没有改变它的连续性。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理学的内部也蕴涵着相当多的变数。首先，尽管理学试图确认“理”的绝对性，发掘“性”中美好的一面，想象“人”有一种令人向往的完美，他们摆脱了世俗欲望的纠缠，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现实利益引出的对立，凸显了普遍的理性与道德。但是，这一思路始终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这种所谓的“性”与“理”，何以证明自身有绝对的“真”与“善”的取向？如果不经由个人在“家”、“国”等等社会性活动中得到的承认，人如何确认他的“真”与“善”？尽管人人都承认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规范，可是，由于这种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学说，以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出现，作为一种真理权力，便以一种高度的同一性取消了人的差异性。特别是如果它真的成为拥有话语权力的意识形态时，在“性”、“理”等等表示“善”的词汇中被肯定的生活原则，和在“情”、“欲”等等被称为“恶”的词汇中被否定的生活行为之间，它将维护前者而压抑后者，为着凸显人的道德理性，却有可能消灭人的自然感性。真理一旦产生“出位之思”，试图充当笼罩与支配性的普遍原则，那么，这种对人的同一性规定的真理，就有可能在真理的名义下消灭个别的“人”，“人”也许在实现了同一性的同时，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力。其次，它一方面确认终极本原与宇宙万物的关联是一种自然的关系，“物中皆有理”、“情中亦见性”，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回归终极本原的“一”，执“道心”而不变，于是在“理一分殊”中就隐含了巨大的紧张，在确认终极本原与确认宇宙万物之间、在否定或轻视具体的知识与世俗的感情与肯定或重视具体的知识与世俗的感情之间的紧张，终究会导致巨大的冲突。再次，把社会领域的伦理问题，与自然领域的知识问题均安置在同一的“理”下，虽然维护了知识与思想的整体性，却导致了一种习惯性的思路，即在自然领域的问题上追问其伦理的合理性，又在社会领域的问题上诉求物理的经验性，于是形成两个领域之间难以理清的纠缠关系，并无法各自独立建构自己的体系，终于导致后来彼此的相互影响。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结果是“天若变，道亦变”或“道不变，天亦不变”。一旦一个领域的知识受到质疑，它可能会牵扯另一领域的证明与支持，但也会引起另一领域的连锁瓦解，就像所谓的“多米诺骨牌”一样。
    不过，宋儒对自己对传统知识与思想秩序的重建还是相当自豪的。被广泛引用的张载名言，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近思录拾遗》，《张载集》，376页。），不仅仅是一个表达宋儒远大理想的象征性话语，而且恰恰也是宋代理学重建思想秩序的全面表述。“为天地立心”，象征着被宋代理学重新阐释的宇宙，将重新奠基在新的终极依据上。天地时空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切合理性的终极本原，它也必须得到“理”的内在证明，而只有“理”是无须论证的，只要“心”的自我解释便可以拥有合理性。“为生民立命”，则表示理学家对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充分自信，他们相信，重建以道德与伦理为本原的思想秩序，可以使人们重新确立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与蒙昧与野蛮划清畛域，获得有价值的生活世界；“为往圣继绝学”，似乎表明他们对“道统”重建的愿望，正如程颐给程颢所撰的墓表所说的，“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注：《河南程氏遗书》卷11《明道先生墓表》，《二程集》，640页。）。在他们看来，圣人之学自从孔子以来，屡屡断绝，已经是残淡经营，而只有在他们这里，才由于重新确立了“理”的真理权威性，确立了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确立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往圣绝学终于可以发扬光大。“为万世开太平”是他们自己期待的一个理想境界，通常的政治经济策略，只能暂时的富国强兵，用古人话语来说就是实现“霸道”，最多，也只是在一个有限时间中维持盛世景象，在一个有限空间中建立强大的国家，然而，当“理”被作为普遍文明的基础得到认同时，它将广被天下，确立永恒太平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