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案中的几条暗线
    “江南案”看似寻常，但个中的一些细节颇耐人寻味。尤其个案背后客观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几条背景暗线，提示了雍正时期案狱兴废的轨迹与规律，具有典型性。
    1.兴狱者的炒作
    “江南案”之所以以失真的面目引起后人的日益注目，与后人各种心态的炒作不无关系。事实上，这个案子本身就是炒作的产物。炒作是雍正时期官场的一个迷人的特色。雍正本人深谙此伎俩，他为政的种种别出心裁的做作，如颁布《御制朋党论》、《大义觉迷录》，与天下争论等等一系列的做法，充分显示了他这一政治风格。本案的始做俑者李卫，深受雍正影响。当然，李卫炒作此案，还有着更深的动机与迫不得已的环境。李卫是雍正朝最受宠信的大臣之一，自雍正四年起，就被时人推崇为与鄂尔泰、田文镜并为雍正心膂股肱。李为人恃才傲物，个性张扬。当初在云南布政使任上时，就与按察使张谦不睦，后又与同样恃才气傲的署贵州巡抚石礼哈不相能，参奏到了雍正的面前，为此被调任浙江，“与其说是升职，不如说是世宗虑其不宜于边乡，拟试用近省而观后效。”（注：杨启樵著《雍正帝密折制度研究》。）李卫到浙江后，工作很有成绩，宠信日隆。雍正爱才，对他日益倚重。雍正七年加授兵部尚书、太子太傅等衔。由于李卫长于治盗，雍正六年，雍正将江苏七府五州盗命案交李卫掌管，这是个鞭策，也是个紧箍咒。李卫不能不做出些成绩来。当时情形是，南北大案方兴未艾。北方有“科考朋党案”，南方则有“曾静、吕留良案”。以治案闻名的李卫一时失去了主角的表演机会，深深感到了压力。他急需一个案子来热闹一番。一方面对雍正的恩宠做个实际的回报；另一方面他喜欢炒作，喜欢做主角。
    考察本案一波三折的运行轨迹与过程，炒作显然起着方向盘与润滑剂的功能。立案的仓猝，审理的离奇，结案的与初衷不副，都与仓猝炒作的副作用有关。开始不过是发现了一些行迹可疑的江湖之人，由于李卫大而不当的虚拟与设想，加之雍正别有用心的期许与鼓励，通过密折与朱批的炒作，一个建立在一大堆江湖之人子虚乌有不经口供基础上的寻常之案，迅速上升成为了一个地跨东南各省，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重大要案。当上百人被捕，而案情依旧没有实质性突破，几乎陷入死胡同时，案子的方向惯性地滑离了原设的轨道，君臣一致机智地因势利导，将矛头转向两江冗吏。一桩注定败笔的匪盗案件竟由于剑出偏锋的炒作，巧妙地过渡成为一桩轰轰烈烈的官员参劾案。这证明了雍正与李卫这对炒作高手的能力与机智。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偷换概念的炒作，使后人失去了判断出本案的原始动机的坐标。
    2.官场的陷阱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体制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为了维持其生存，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改良土壤；另一方面自身也在不断新陈代谢。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自身在自内而外地腐败。这种腐败十分致命，由制度所决定。“江南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这种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自身败坏内幕的绝佳例证。
    “江南案”给人以深刻印象：整个案子自始至终只有几个人在奔忙。在浙江，是李卫的秘密贯彻执行；在朝廷，是雍正的号令助威。这是一种典型的秘密特务政治，它无形中伤害着封建官僚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因此，来自皇帝与亲信官员的这种非常规的举动，也会遭到官僚机体的反弹与抵抗。具体于“江南案”中，反映为来自其他有关省份的官员反响冷淡，有意躲绕，甚至抵触。李卫对本案的初步设计是十分宏大的，地涉江浙、福建。甚至广东、云南，雍正也曾下密谕各省协拿。但实际上，除了浙江，其他各省地方官员对此案并不热情。福建等地官员接到雍正密旨后，只是十分礼节性地上报说本省并不见有关匪盗踪迹，“地方甚为宁谧”（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雍正七年九月十九日署福建总督史贻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及所奉朱批。）。而本案所涉关键之地的两江的官员，更因为地方主义等情结做祟，初则阳奉阴违，继而搞小动作，最后发展为与浙江方面直接冲突。本位主义与地方情绪是横在封建官僚制度面前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冰山。同为地方大员，浙江总督李卫与两江总督范时绎的矛盾由来已久。用李卫的话来说，他与范时绎原来“素无猜嫌，止因奉旨勘松江海塘系紧要工程，有关国帑民命，不敢扶同附和，又兼管下江捕盗之事，（范）以此怒臣，至不可解，迩年来无处不暗为中伤。”（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总督李卫奏及所奉朱批。）由此看来，李、范结仇，全因李卫跨省行事，对范的势力范围有所侵犯。这正是雍正打破常规不按规则出牌，是封建官僚体制人为的磕碰而造成的。无疑，“江南案”中李卫奉旨跨省拿人，其耀武扬威的气焰，对两江上下官员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羞侮。范时绎在给雍正的奏折中，甚至对李卫手下跋扈的不满也于溢词表，“再浙省差来江宁地方拿犯之员，一系漕标革职游击马空北，一系千总韩景琦，该员自称为浙督妾之义兄，二人皆系回教援好。并带来原省人即张云如之旧识于琏，讵于各处搜查人犯，与前后禀报浙省之处况多假藉威福”（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八年正月十五日署两江总督范时绎奏及所奉朱批。）。事实上，对浙省方面的嚣张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在两江上下官吏中普遍存在。如苏州官员童华，因屡次押犯赴杭，受了些气，不免怨气冲天，“今浙省屡次来这边提人，要我们本省各官是做什么的？若再来罗索，我就用启帖奏他。”（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浙江总督李卫奏及所奉朱批。）范时绎、马世烆等高级官员，则不仅仅停留在发发牢骚的层面上，而是以行动来回击浙省官方。手段当然是官场中司空见惯的，除了抽换证词，教人嘱买马空北外，还故意搞扩大化，将一些无干之人也实施拘捕，以造成浙省方面滥拿无辜的印象，甚至累及现任福建学政戴瀚、原翰林唐建中等社会名流。李卫很快就领教到了两江方面的反击所引起的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李卫对雍正诉苦，说两江官方的做法是个阴谋，“欲使京中人人为之称屈，则妄拿无辜邀功喜事之名悉归于臣”（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浙江总督李卫奏及所奉朱批。）。当然，李卫的回击也是猛烈的。为此，他曾在一份密折中为雍正开列了一份与匪盗案有涉的两江官员详细名单，不但范时绎、马世烆名列其首，而且还包括了两江一些提督、副都统等高级武官。甚至，连安徽巡抚也榜上有名。李卫声称：“臣虽知难免众怨群起，实不忍顾虑保身，致贻将来地方隐害。”（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八年正月初六日浙江总督李卫奏及所奉朱批。）由于有皇帝撑腰，李卫对这场官场对峙信心十足。反之，两江官员的反抗，很快因雍正的表态而瓦解，范、马开始偃旗息鼓，那些本来就首鼠两端的官员则开始向李卫靠拢。在两江，还存在着不少一开始就采取观望态度的官员。典型者如苏州巡抚尹继善，原本也对李卫不满，李卫在老家徐州丁母忧时，曾对尹私下提过此案，但尹并不以为然。随着事态的发展，尹觉察到雍正的用意，于是态度开始为之一变，对此案由消极怠懈转为积极主动。雍正七年七月，他奉李卫咨文捕拿苏州各犯，为表示积极，事后曾将一份苏州踹匠拜把盟单呈与雍正，连雍正也觉莫名其妙，朱批：“此盟单抄录呈览之意朕不解。”（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五日江苏巡抚尹继善奏及所奉朱批。）当马世烆出事后，尹又上奏表白自己，“倘盗捕人犯未能并力缉获，少有推诿之处，即将臣从重治罪，以为怠玩慢事者戒。”雍正在朱批中讥诮他，“至于有意无心，在汝自知也。”（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八年二月初三日江苏巡抚尹继善奏及所奉朱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