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在对曹操统治时期选举问题的研究中，关注的焦点是曹操选举与延康元年（220）制定实施的九品官人法之间的关联，通常的做法是从九品官人法的制定时间和产生原因等方面，去找寻曹操选举的痕迹。但从曹操政权内已经具有制度化原型的选举方式出发，去看待当时的选举状况，及其对九品官人法的影响，目前还考察较少。本文就此角度，试做论述。
                                                                               一
    建安十八年（213）魏国建立前，曹操府中的选举运作存在着这样一种方式，即丞相东曹掾何夔所言：“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1]（《何夔传》）之字面意义上理解，“受教并选”指的是“在朝之臣”要在曹操授意之下与东曹共同选举，“各任其责”则意味着在选举职能上二者各有侧重。
    在这里，东曹作为公府中的选曹负责选举，是制度使然，《后汉书·百官志》“太尉”条中就有“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2]。建安时曹操为司空丞相，公府的性质没有发生改变，东曹典选依旧。具体来讲，曹操府东曹的选举主要负责官吏的任用。《三国志·毛玠传》中有“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1]，举用是东曹选举时的措辞，这一点在《三国志·邴原传》中东曹掾崔琰对邴原、张范任官时所作出的评语中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崔琰语：“征事邴原、议郎张范……举而用之，不仁者远。”[1]其中邴原是由东阁祭酒徙署丞相征事，属府内官吏的升迁。张范则第一次为曹操所用，属未仕人才的任用。此外，《三国志·毛玠传》注引《先贤行状》中有“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1]，《和洽传》和洽对东曹选举的描述中也有“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1]，说明地方官吏的任用也由东曹全权负责。可见，东曹掌握了地方官吏、府内官和未仕人才的仕途命运。又由于以东曹掾毛玠为代表的东曹选举切实贯彻了曹操的选举思想，曹操对于东曹选举的意见一般不会加以变动，甚至赞赏有加，《三国志·毛玠传》中就有曹操这样的赞语：“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1]这就使得东曹选举的意见成为官吏任免的最终结果。前引《先贤行状》中称：“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1]足见东曹在选举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对于“在朝之臣”来说，“受教”则是其介入选举的关键。曹操的“教”在选举中一般起到了一个指向的作用，如《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列传》中就有“发教选邺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1]，可见，这种指向实则是对选才标准的具体规定。既然曹操在教中已经明确了要选拔怎样的人才，东曹又在任官环节上把关，那么，受教的“在朝之臣”要与东曹形成并选之势，其在选举中所能做的就是推荐与教中规定相符的人才。
    曹操统治时期，选举中“由谁来推荐人才”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一般认为曹操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大姓、名士作了进一步的限定，提出“大族、名士且又身为中央官者”的概念[3]，从作为支持这一概念成立的两个代表人物--荀彧和韩嵩的中央官身份看，建安时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韩嵩则是在刘琮举荆州降操后，被授以汉大鸿胪，可见所谓的中央官指的是汉中央官，这与“在朝之臣”还有一定的差别。我认为，建安时汉中央官能够推荐人才是事实，但随着曹操势力的增强，控制地区的扩大，汉中央官的作用不是得到了加强而是受到了削弱。以荀彧为例，由于荀彧在汉献帝身边，“旦夕谈论”[2]（《荀悦传》），日久生情，“在君为君”[1]（《刘表传》注引《傅子》），政治见解与曹操的分歧在加大，加之建安九年（204）曹操把自己的权力中枢移于邺，在许都的荀彧自此便在政治中无所作为了，更谈不上举荐人才。而曹操在长时间的军事征伐过程中，各地大族名士陆续被吸收入府，如《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傅子》记载：“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1]唐长孺先生就曾指出：“尽管曹操用人不拘一格，而所用之士仍以大姓、名士为多。”[4]（P44）这造成了曹操府成为大姓名士集聚之所。曹操要选用人才，就不必再去借助远在许都的汉中央官。《三国志·王修传》注引《魏略》曹操在给王修的信中写道：“在朝之士，每得一显选，常举君为首，及闻袁军师众贤之议，以为不宜越君”[1]这是“在朝之臣”参与选举的一则实例，显然，以袁军师为代表的“在朝之士”，不是泛指汉中央官，而是曹操府内官。因此，仅以中央官来限定大姓名士有失宽泛，在汉中央官遭到压制的时候，何夔所言“在朝之臣”是大姓、名士，更为重要的他们是曹操府内官。
    这样，在汉末名士与大族趋于合一，乡闾清议由名士主持的状况下，作为大姓、名士的“在朝之臣”在推荐人才上的优势不言自明。但在汉末人们避乱离乡流徙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乡闾清议是否会因“考详无地”而失去它的作用呢？应该看到的是乡闾清议要发挥它的作用，是人的问题，而不是乡里地域的问题。像史家经常引用的《后汉书·符融传》，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在京师“卧托养疾……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2]的例子，说明离开乡土的名士，他们的言论仍旧影响到了政府的选举。况且，建安时期曹操为了加强对臣下的控制，实行了“质任”制，内容之一就是将臣下宗族迁居于自己政权中心所在地，如《三国志·李典传》中记载“（李典）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1]，就是指此而言。不仅如此，曹操对于地方上的强宗大族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三国志·梁习传》，梁习为并州刺史，“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1]。这就可能形成了各地大族在邺的聚居。在汉末人们避乱迁徙的大背景下，乡闾清议仍旧可以在各地强宗大族聚居于邺的环境中得到延续。只是这时的乡闾清议已不再是大姓、名士把持选举的工具，而成为官方的“廷议”。《三国志·郭嘉传》中陈群和郭嘉同为颍川人，陈群“非（郭）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1]，《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中徐宣对于本郡陈矫“婚于本族”[1]的指责，是廷议其阙。这种由乡闾清议到廷议的转化，也就扭转了地方大姓名士把持选举的局面，有利于曹操对选举的控制。从这一点看，曹操应对“在朝之臣”推荐人才加以维护。
    唐长孺先生基于曹操统治时期的选举提出了三个统一的问题，即“朝廷选举和名士月旦统一，朝官保举和乡里清议统一，入士徙移和核之乡闾统一”[4]（P46），唐先生认为在九品官人法颁布之后，因郡中正的设立才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而上文所言“在朝之臣”所具备的条件--身为曹操府中的官员，与九品官人法中郡中正由现任中央官者兼任，是一致的。再者，九品官人法中郡中正由现任中央官兼任，便于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这与“在朝之臣”作为大姓名士，所把持的乡闾清议已经成为官方的“廷议”，在作用上也是一样的。由此可以推断：九品官人法中郡中正的前身是曹操统治时期的“在朝之臣”，即曹操府内官。
    通过以上分析，何夔所言的“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可释义为：“在朝之臣”受教推荐人才，东曹则决定所推荐人才的任官与否。
    但在这种选举方式中，由于“教”对人才标准作出了规定，其中也可能限定了任官名额，“在朝之臣”要使自己推荐的人才得以任官，东曹的裁定至关重要。于是，东曹就成了权门请托的对象，《三国志·毛玠传》中就有曹丕“亲自诣玠，属所亲眷”[1]。而东曹掾毛玠却是一个“刚蹇少党”[1]（《桓阶传》）之人，在选举中“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1]（《毛玠传》注引《先贤行状》），“在朝之臣”在选举中稍有超越法令之处，而想在东曹那里获得通融，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曹丕的请托遭到了拒绝，其理由就是因为所推荐之人“非迁次”，而建安十七年（212）曹操对府内选曹进行调整，却使“在朝之臣”看到了改善选举现状的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