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雍正的底线
    皇帝的意志是封建官僚体制的罗盘，雍正的态度最终决定了“江南案”的走向。对于此案，雍正一开始就表现了足够的把握与自信，同时也有自己的底线。雍正喜好并精于政治，且颇有嗜狱的性格。“江南案”的形成与走向，充分体现了雍正的政治性格--既自信刚愎，又多疑踌躇。显然，李卫在“江南案”的操作上一直努力着向“曾静、吕留良案”看齐，一心要搞出个与之相俦的大案要案来。不但规模设计上仿制，而且曾请求雍正准派曾为钦差大臣审结“曾静、吕留良案”的杭亦禄来杭州审理此案。但是，雍正对此案的立案基础一直抱有怀疑。以至在他给各省官员的密谕中，也曾称此案似属“风闻”。当然，雍正也希望此案能够圆满，其迫切心情在他的朱批中，表现为一种捕风捉影式的敏感。如当李卫在奏折中提到嫌犯“符咒诱民”时，雍正警惕地朱批道：“符咒何妨，若借此惑乱多人，极当处治者，何况有无他意也！”（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雍正七年八月十一日浙江总督李卫奏及所奉朱批。）当李卫奏折中提到案犯张云如行径时，雍正又联想到，“云如系何省人？此人姓名似与湖南王汇所获匪类供出天师之叔相似。若是江西人，当严究者。”（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总督李卫奏及所奉朱批。）由于“江南案”立案基础的先天不足，雍正在态度上表现得很有分寸。与之同期的“谢济世、陆生楠案”及“曾静、吕留良案”其时正办得如火如荼，雍正当然更看好它们。至于“江南案”，雍正有自己的底牌。他之所以支持李卫将此案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在敲山震虎。雍正继续“江南案”的目的很清晰，一方面褒奖李卫，给江南各省的官员做表率；另一方面，也是借机进一步打击一下江浙一带的民风。吏治与民风是雍正治国的两个基本点。对于李卫的冒进邀功，雍正理解为是李对自己与国家表忠心的急迫心情所造成一个技术性失误。为了给官吏们树立榜样，雍正不惜掩盖真象，对李卫的“精忠报国”大力表彰。同时，雍正对江南的民风一向不满，有心振刷。江浙历为明遗民的老巢，反清复明势力的策源地。顺、康以来，士人读书好谤朝政，武者招摇动辄起事，朝廷很是头痛。为此，曾一度停其科考，还专设观风整俗使。“江南案”涉及东南江湖，雍正当然有意利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雍正对“江南案”的种种操纵，体现了他政治上的成熟及高度的自信。整个案件后来完全落入了雍正的掌握中。当雍正发现此案的匪盗线索走进死胡同时，遂及时调整战略，支持李卫向两江冗员挑战。这一结局，应是雍正早就有所设计的。事后，雍正曾将他所御批的十余件范时绎以前的奏折发给李卫观阅，上面充满了雍正对范的警告。可见雍正早就想搞两江官员，“江南案”给了他一个合理的理由与契机。诚然，雍正对两江官员的处罚也有自己的尺度，当李卫罗织两江各官罪行的奏折上报后，雍正并不同意扩大化。朱批到：“凡此等处一一据实只管密奏，至于结案露章时皆删去不必究参。伊等自知感愧，也使言若辈之负朕亦能获庇护也。但无甚大碍者，何苦，亦可不必。”（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浙江总督李卫奏及所奉朱批。）
    三、个案留下的几点思考
    对于“江南案”的文献考察，很容易引起我们许多的联想与思考，其中给人印象最深者，一方面是对于雍正朝特务治案的反思；另一方面是个案中所折射出的当时东南江湖境况及气数将尽的前明遗民情结。
    1.雍正的特务政治及用人法度
    “江南案”的兴狱过程凸现了雍正为政的一大特点--特务政治。特务政治是封建集权高度发达的产物。在“江南案”中独裁与个人意志成为特务治案的基础。整个案件全部过程是由雍正与李卫通过奏折与朱批的形式，君臣间直接进行黑箱操作。除了雍正与李卫，其他人无权知其全部。雍正七年六月间，李卫丁母忧回籍守制，临行前曾对署理浙江总督的漕运总督性桂提及此案。此后，性桂有些跃跃欲试，两次在奏折中提及此案，雍正很不满意，朱批性桂：“前已奏过，又照样抄录一遍是何心也？况此亦非再三频奏之事，况书写之人倘或不谨，未免宣露。此皆李卫误言与汝等庸流之咎也，真可谓失言也。”（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署浙江总督性桂奏及所奉朱批。）雍正独用李卫，体现了他的特务政治的特色。而李卫在兴狱中的把握与发挥，则更体现了雍正朝特务政治的特点。“江南案”的兴起，直接源于李卫手下的特务，李卫手下兵丁李奇化装在民间探访，无意中发现了行踪可疑的江宁监生于琏，于是打着算卦的幌子与于接近，探出实情。继而李卫又派千总韩景琦等化装卧底，进一步核实情况，然后诱捕于琏。另外，李卫听说主要嫌疑人甘凤池武艺高强，怕逮不着，便打着为自己儿子找老师学武的旗号，将甘凤池父子骗到自己的府中，实施抓捕。如此种种非常规的手段，当然是特务的基本伎俩。至于诱供的特务手段，则作为有效的方法，在审案中屡屡被运用。如于琏被捕后，李卫曾“许其自首免罪”。而当甘凤池坚不吐供时，李卫则采取特殊方式，“将其父子隔别分开，以好言安慰，套问伊子甘述，使其高兴夸耀，不觉将其父平日实情及同类相好人姓名行径大概说出”，李卫再“以之搀别犯游移供词之内，与甘凤池观看。伊见正情毕露，认为同伙所供，始耸然惊惧，叩头乞哀，愿以自首求赎”（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总督李卫奏及所奉朱批。）。至于李卫跨省拿人，集中会审等等作法，明显都是典型的特务手法。